第五章 寒冬將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東京又改主意了（第2/3頁）

當然，這只是事後的看法，日本人也不是神仙，他們在戰術上犯點錯也沒什麽奇怪的。

武漢陷落了。在當時的日本人看來，攻占武漢的性質跟攻占南京一樣。但東京的軍政達人們這一次稍有矜持，在武漢陷落前動員和設計遊行時，想好的主題詞是叫全體國民“感謝前線的皇軍將士”，同時在精神上做好“繼續勇往邁進”的準備。也就是說，到了武漢會戰後期，他們似乎已經意識到這個城市陷落的作用似乎沒有想象的那麽大。

很快不妙的感覺就變成了現實。

武漢陷落後，仍沒出現他們預想的場面：中國人打不下去了，前來求和，接受日本的條件。

這樣的場面沒出現。

東京有深深的挫敗感。

雖然居住在狹小國土上的他們喜歡遼闊的土地。當初打武漢，當然不是僅僅為了得到一座城市。

正如前面所說，武漢攻略的初衷是為了盡快迫降中國。在武漢陷落且打下廣州後，把海外交通線一封鎖，迫降中國在日本人看來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說，日本人是下了賭注的。日本集中軍力，就是想年內把一切搞定。

結果仍是事與願違。

會戰結束後，那位親王指揮的第2軍被撤銷，司令部全體回國，所屬部隊轉歸岡村寧次第11軍。

東京的反思從陸軍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的堀場一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4期，愛知縣人），站在辦公室一角朝樓下看的那一刻開始。他捏起窗簾，看到這樣的情形：“國民狂喜，祝賀行列從宮城前至三宅坂（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所在地），日夜不停。”

堀場後來著有《“中國事變”戰爭指導史》，在書裏，這位少佐以洞察世事的高人語調總結道：“歡呼萬歲之聲在戰爭指導當局看來只不過是留下了哀調。”在那批參謀中，堀場是個類似於河邊虎四郎的角色，一直顯得憂心忡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一度在南方軍做高級參謀，跟和知鷹二、岡本清福、綾部橘樹等人做同事。

上級交給他們戰爭指導課的任務是，在國民“持旗提燈”的狂歡中，引導人們意識到攻占武漢並不是戰爭的終點。但最終戰爭指導課成為了看熱鬧的人，在這方面沒能發揮更多的作用。而外面的市民們哪裏知道中日戰的玄機所在？絕大多數人還真是都認為：這一下子，戰爭就結束了！中國垮掉了！

事實呢？

武漢是10月27日完全陷落的。在此一周前，廣州實際上就已經被打下來了。

當時中國的外援線有三條，一是西北蘇聯那邊，一是西南緬印那邊，再就是南方線，物資經香港運到廣州，再從廣州運抵內地。

廣州一失，等於斷了一條。把沿海所有重要城市都拿下，不由得你不降，不由得你不坐在談判桌那一邊。這是日本人的想法。由於登陸船只和兵力不足，東京本計劃攻占武漢後再進行廣東攻略，但沒想到武漢會戰打起來沒完了，一時結束不了，在這種情況下，8月底，大本營決意進行武漢會戰的同時出兵廣東。

由於廣東攻略會涉及英國人的利益，所以日本為此專門開了禦前會議，除了陸軍和海軍的要員外，外務省的人也來了。

海軍力主同時拿下海南島，但遭陸軍反對。

關於廣州攻略，東京是非常審慎的。這種審慎指的是他們似乎預想到了戰役的殘酷性。按東京的判斷：中國越往南，反日情緒越激烈，廣東是他們眼裏的另一個反日中心。所以為了“安全起見”，大本營特意指派在徐州警備的第5師團和在上海集結的第18師團兩支強力部隊為廣東攻略的班底。同時，命令在東北的第104師團隨時待命，一旦兵力不足就填進去。

後來的事實證明日軍過於謹慎了。

1938年9月19日，負責廣東作戰的第21軍成立，“二二六兵變”時同情叛軍的古莊幹郎中將出任司令官，指揮3個師團蟻集大亞灣。10月上旬，第21軍下轄第5、第18、第104師團分別從青島、上海、大連出發到達澎湖。12日，第18師團繼在杭州灣登陸後，又在大亞灣登陸。

廣東屬於第4戰區，有14個師的兵力。武漢會戰爆發後，蔣介石抽調了7個師援助武漢戰場。對於日軍在武漢會戰期間打廣州，是完全出乎蔣介石意料的。按他的判斷，這時候日軍不可能再有兵力在華南大規模登陸。所以在10月初，還在往武漢方向調兵。

古莊幹郎面對的中國軍主力是余漢謀的第12集團軍（四個師又兩個團）。為了策劃廣州作戰，古莊很認真地搞了一個由惠州向廣州進行大迂回的行動，因為他認為自己面臨的必定是淒苦之戰。實際情況出乎他的意料，從12日淩晨登陸到21日沖進廣州，日軍只用了9天時間，此時武漢還沒陷落。所謂：“余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無譜，陳策失策。”當時虎門要塞司令是陳策，廣州市長吳鐵城（仗打起來，跟一個市長有什麽關系呢），廣州衛戍司令余漢謀。戰後日本人稱：在其他戰場，廣東部隊非常善戰，在他們的“本土”，卻似乎“缺乏戰意”。廣州之戰遠比想象得糟，重創日軍的期待沒有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