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寒冬將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東京又改主意了（第3/3頁）

在日軍輕陷廣州的10月21日，日本內閣應對局勢的會剛散。

此時日本外務大臣由近衛首相兼任（隨後有田八郎接替），因為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期間接替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的宇垣一成剛剛辭職。一直沒當上首相的宇垣，雖然終於弄了個外相當當，但結果還是不如他的心願。上任前，他對近衛提了個條件：必須取消年初定下的“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政策。連老邁的宇垣也看出這個政策很愚蠢了。宇垣當外相的這幾個月正好趕上武漢會戰，所以他跟中國和談的想法根本落實不了，而且陸軍大臣板垣放出話來，必須把中國“打趴下”。所以宇垣在過了幾個月的幹癮後，像趕公共汽車的小職員一樣，上完車後又下來了。

打到這時候，真正感到擔心的是堀場一雄所在的陸軍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

出於工作任務，他的部門必須為軍部提供一個能夠作為參考的東西。武漢會戰後，堀場作為課長，專門跑到近衛那裏，叫內閣再出台新政策時，必須加上“繼續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這一條，否則局面只會陷入更被動。前面我們說過，“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雖是近衛的聲明，但這個聲明裏有關他個人的烙印並不深。近衛此時也在琢磨：“中國事變”到底在哪兒算一站？他這個總理大臣到底作用何為？盡管有這些思考，但對於他來說，在大多數的日子裏，所能做的只是推著走。

1938年11月3日，近衛發出“東亞新秩序”聲明，聲明中不得不回到以前的軌道，也就是繼續承認國民政府為自己的談判對手。日本人沒有堅定和一以貫之的政策由此可見一斑。說得好聽點，一切都源於靈活的外交政策；說得難聽點呢，是戰略上被中國牽著鼻子。至少在汪精衛政權成立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