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線（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艱難時刻

1940年的六七月份，是蔣介石一生中最緊張的幾個時刻之一。

因為攻取宜昌的日軍隨時有直接打重慶的可能。

此時的歐戰戰場，法國沒抵抗幾個禮拜就投降了，除英吉利海峽外，似乎已沒人能擋住納粹德國的進攻步伐了。在這種背景下，重慶已有人發出這樣的論調：看這意思，得跟日本人講和了。此時，很多日本人也相信：重慶政府會被迫坐在談判桌前。為此，東京下令加強對華的空襲頻率和強度。

早在1940年5月，日軍陸軍航空兵和海軍航空兵就發起了代號為“101”的重慶大空襲。無差別、不間斷的大轟炸使整個山城陷入一片火海，民眾死傷慘重。這是抗戰期間侵華日軍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整個夏天都在轟炸。在霧都，只要天一放晴，日軍飛機就會蝗蟲般撲來。與此同時，延安也遭到大規模空襲。重慶和延安之外，蘭州、西安、成都都是日軍轟炸的重點。

在大轟炸中，從市民到官員乃至蔣介石都在煎熬。

在歷時五年的重慶大轟炸中，蔣介石寓所曾家巖德安裏101號“堯廬”多次遭空襲。至於黃山別墅，一開始，日本人摸不到具體位置。但事兒壞在一個意大利人身上。日本陸軍航空兵第3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從這個離開重慶的意大利外交官嘴裏大致搞清了別墅方位，對“堯廬”和黃山別墅同時進行轟炸。這時，蔣在黃山。空襲警報叫響後，在侍從人員催促下，他躲進雲岫樓附近的防空洞。剛鉆進去沒幾分鐘，炸彈就掉了下來。54歲的蔣介石雖腿腳還比較利索，但多少年的委員長做下來，已使他一舉一動都比較矜持，故而對侍從人員來說，最煎熬的是從小樓下來到鉆進防空洞這個過程。“可算鉆進去了！”每一次，望著蔣介石的背影，侍從人員都會在心底發出這樣的聲音。

半個多月後，日機再次空襲黃山別墅時，正趕上蔣介石召開軍事會議。警報聲中，高級將領們都跟在蔣介石後面往防空洞轉移，雖然心裏忐忑著急，但步子又不好超過蔣，琢磨起來還真比較難受。這一次，大人物們無恙，但兩名侍從室的衛士被炸死。

至於重慶平民之安危，也就可想而知了。軍國日本之罪惡如此。

7月的時候，東京又走馬燈一般換了首相。已是陸軍省軍務局長的武藤章想建立個“舉國一致”的內閣。他認為留著分頭的首相米內光政太過消極，而且反對日本跟德國結盟，難以應對歐洲戰爭以來急速變動的世界大局。這個變局之一即法國降服後留在亞洲的殖民地比如印度支那由誰去裝入口袋的問題，陸軍的很多人都在嚷嚷“不要耽誤公共汽車”了。於是，在武藤的鼓搗下，畑俊六不情願地辭去陸軍大臣的職務，按日本的規矩，米內內閣也就垮台了。

接下來，前首相近衛第二次組閣。

好戰的東條英機入閣出任陸軍大臣。與此同時，近衛啟用了聲稱自己“必須具有外交決策權”的松岡洋右擔任外務大臣。松岡有著極富煽動性的口才，在外交上屬於親德而又對蘇聯懷有拉攏之心的奇怪人士（他夢想建立德、意、日、蘇同盟）。近衛再次上台後，仍要面對他們眼裏的所謂“中國事變”這個棘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一點也不棘手。戰爭是日本發動的，日軍全部撤離中國，保證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還會有事麽？日本人不這樣想。他們想的是：怎麽一邊占著中國的便宜，一邊從戰爭的泥沼中拔出腿。這是強權時代日本人最典型的思維邏輯。

當時，日本那邊有幾撥人謀求占中國便宜下的和談。

一是中國派遣軍的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和情報課課長今井武夫；二是任職於陸軍參謀本部作戰指導班的天皇的弟弟秩父宮雍仁，以及追隨他的幾個參謀；三是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此人也通過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給重慶傳話。此外，還有一撥看似無關的人也在打醬油般地“謀求和談”，比如日本的某些商人、前軍人什麽的。說起來，他們其中的不少人根本沒經過軍部和政府授權，也就是說沒有跟重慶政府和談的資質，但仍嘻嘻哈哈地去湊熱鬧了。

上面這幫人有個相同點：都反對建立汪精衛政權，認為建立了汪政權，重慶方面就更不會坐在談判桌前了。

各種渠道出現後，慢慢地，其中一條亮了。

這條線上的主要人物叫鈴木卓爾。他對外身份是駐香港武官，實際上，是奉板垣征四郎之命，專門從事跟重慶政府接觸的任務。

早在1939年底的時候，鈴木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曾做過新聞記者，一度在華北殷汝耕的冀東偽政權任職），與一個自稱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廣東省財政廳長，抗戰期間在西南運輸公司任職。宋子文一度居住於香港，弟弟子良亦在港，其人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與張治平是同學）的人接上頭。按參與此事的今井武夫的描述，這個“宋子良”年齡在四十歲上下，面色白皙，身材不高，英語說得很好，經常把雪茄拿在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