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版前言

“啊，要是有誰用錄音機采訪過耶穌基督，記錄了他的聲音、思想和語言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帶著攝影機采訪過拿破侖就好了！”

不乏雄心壯志的奧裏亞娜·法拉奇當然要當那個“人”。在她的同時代人中，很少有人能無視她那刨根究底的好奇心和她把提問突然轉變為指控、爭辯和訴狀的能力。那些在古代歷史上不可能做到的事，她在采訪20世紀下半葉的關鍵人物時做到了。她呈現給我們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畫廊，展現了當時國際上的主要人物：當權的和在野的政治家，民主派領導人和獨裁者，人道的和平主義者和鬥士，精神領袖，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在這本采訪集中，世界歷史變得人性化和具體化了。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他們的個人故事、他們的痛苦和夢想、他們的惡習、他們的軟弱，甚至他們令人惱火的平庸都被暴露無遺，使歷史變得生動而活潑。世上有權勢的人中，很少有人敢於抵擋她的圍困和咄咄逼人的要求，因為這些采訪的導演和作者——法拉奇已經贏得了國際聲譽和權威，她被公認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她被派往世界各大洲，親眼見證了血腥的沖突、內戰、政變。她對領導人的提問不是“冷冰冰”的，不是來自記事本中的抽象問題，而通常是來源於這個戰地記者的個人回憶：在核大國的總理或將軍面前，在美國國務卿或第三世界的軍事獨裁者面前，雖然手中只有記者的筆記本，但她始終是同轟炸的受害者、被壓迫的人民、身陷囹圄的反對派、被折磨和遭殺害的持不同政見者融為一體的。她的發問是整個人類對權貴的清算。

把這些采訪放在當時的背景下審視非常重要。上個世紀70年代的很多方面，包括溝通的規則、新聞風格和習慣離我們已經十分遙遠。在那個年代，很多政治家認為對大眾媒體保持緘默是與他們的角色聯系在一起的職責，把審慎視為自我保護，他們遵循謹慎的規則以保證自身的形象。30年後，采訪變成一件貌似容易卻被濫用，因而必然到處泛濫的事。很多政治家變成了小醜，他們的形象成了一個又一個的電視脫口秀人物。他們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向公眾講述自己，像是在不斷地表演下流而令人作嘔的虛擬脫衣舞。而“風雲人物采訪記”的時代不是這樣。那個時候，對於女記者法拉奇來說，每一次會晤都是一項成就，一個被攻克的堡壘，一條獨家新聞，一座不易接觸到的信息寶庫。為此，她像要去進行一場決鬥那樣訓練自己，為這些采訪做準備。她使用各種武器來對付她的獵物——從女性的誘惑到拉攏，從挑釁到嘲笑。她是一位愛挑剔的、無禮的、叛逆的對話者，必要時，她知道如何激發被采訪人的仇恨、妒忌、怨恨和個人報復，形象地把他們置身於相互對抗之中。她與越南戰爭中互為對手的亨利·基辛格和武元甲將軍平行進行的對話，或者對果爾達·梅厄和阿拉法特、英迪拉·甘地和布托的采訪都是記者“玩弄”三角傳遞控告的典範，上演了一場又一場強大對手間的遠距離較量。

在那些采訪中，在事件的敘述中，我們找到了現代歷史的根源、越來越公開的沖突的由來和如今還在付出代價的戰略過失。閱讀這些篇章會產生奇妙的視覺錯亂，好像穿越一條古老的哈哈鏡走廊。有一些談話似乎近在眼前，涉及的話題頗具現實意義。例如，在石油價格上漲130%的第一次能源危機（1973年10月）後不久，她對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長亞馬尼酋長進行的采訪。另一些事件則似乎離我們很遠，但卻不乏教訓。例如作為希特勒反對者的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紀念納粹對猶太居民區的大屠殺活動中下跪的舉動，以及他的解說：“我下跪並不是因為我認罪，而是因為我想和我國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說和這樣的人民在一起，他們當中也出現過犯有駭人聽聞的罪行的人。那個舉動不僅是針對波蘭人的，而且也是針對德國人的。需要共同承擔這個重責。”如今這些話已經被遺忘。在當今的時代，很多大國或中等國家的領導人——從美國到中國，從俄羅斯到伊斯蘭世界——似乎對各種負罪感都產生了免疫力，他們厭惡自我批評，並患上了危險的歷史健忘症。法拉奇認同在西方誕生的普世價值，即自由民主、人權、新聞自由。也正因為如此，一旦獲知西方與它的原則陷入明顯的矛盾時，她不能接受言行不一，不能表示寬容。在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對話時，她控告美國“以自由的名義，支持所有扼殺民主的人”：從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帥到智利政變分子皮諾切特[1]，以及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法西斯獨裁者。她在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強權政治面前感到可怕和憤慨——他早已決定美國從印度支那前線撤離，但是卻繼續讓美國青年去送死（更為了屠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但法拉奇對戰鬥在對方陣營裏的人也不心慈手軟，實際上越南的領導人含蓄地指控她受到美國的操縱。所有接受她采訪的權貴都認為她是個令人不快、讓人生疑、難以控制、不受歡迎的人，這也是她的職業命運，因為法拉奇沒有選擇做一個“宮廷肖像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