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羅·南尼

彼得羅·南尼於1891年2月9日在法恩紮出生。在法拉奇1971年4月對他的采訪後，南尼作為意大利社會黨的名譽主席，繼續關注黨內事務和參加參議院的活動。1970年，他被朱塞佩·薩拉蓋特[1]指定為終身參議員。1974年，他在關於贊成離婚法案的公投中起到了關鍵的支持作用。1980年1月1日，他在羅馬去世。當時，黨的總書記貝蒂諾·克拉克西[2]被認為是他的繼承人。

現在，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經把自己關在對他不適宜的象牙塔裏，很少參加政治活動。他年逾八旬，80年來，他把生命的四分之三用於從事政治活動，貢獻了一個人所能獻出的一切，甚至一個女兒。她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裏，死前她寫信對她的法國同志說：“請告訴我父親，我從來沒有背叛他的理想。”他有時住在他在羅馬的住宅裏，有時則住在福爾米亞的另一所住宅裏。這就是他的象牙塔，只是為了去參加參議院的會議，他才走出這座象牙塔。他被任命為終身參議員，但他在接受這個職務時曾表示十分猶豫。他幾乎被選為共和國總統。他已成為社會黨的一面旗幟，人們在需要時把它拿出來搖一搖，平時就把它束之高閣。他不是勝利者，他在政治鬥爭中遭到很慘重的失敗，並為此感到極大的痛苦和煩惱。1968年，當他走出黨代會的會議廳時，有人聽見他自言自語地說：“南尼在這裏已經沒有朋友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他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完，還有許多事需要他去做。唯一說明他年事已高的是他那常常顯露出來的倦容。實際上，他身體的各方面都還很好。他每天早晨7點鐘起床，然後就騎在專供老人活動腿腳的輪椅上，一邊蹬動輪子，一邊讀當天的報紙。這項活動需要持續相當於騎車走五公裏的時間。他打起滾木球來仍和青年人一樣有勁，這使醫生們感到難以理解。然而，這頭從不屈服的雄獅最使人驚奇的是他的頭腦，它仍然像計算機一樣準確。

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閱讀和寫作中度過的。他正在撰寫一本書，這本來是一部自傳，但由於他敘述自己時很謹慎，這本書最終將不能被稱為自傳。他想把書名定為《百年見聞錄》。許多人認為，當他寫到最後一章時，他將會談一談他一直不願談或沒有明確談過的話題，就是他今天關於社會主義的主張已經和50年前不同，也和25年前不同。他今天主張的社會主義已經拋棄了教條、框框和抽象的模式，而充滿對自由、民主和人的盲目信仰。對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是不可饒恕的異端邪說。要是你堅持和他談論這個問題，他就把話題引開，或說些無關緊要的話，有時則含含糊糊地承認，隨後又加以否認。然而他看到了真理。他認識到：世界不僅僅建築在經濟上，國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沒有什麽差別，國家資本主義甚至更為專制。因為它不受批評、市場和競爭規律的制約，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句空話。可以反對阿涅利這個老板，但不能反對國家這個老板。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工人遭到屠殺，[3]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知識分子被投入監獄和送進瘋人院就證明了這一點。他說：“我在斯德哥爾摩要比在列寧格勒更加心情舒暢。”這是他唯一敢於說出的，也不傷害任何人的一句話。他愛瑞典的沒有廢除私有制的社會主義，它比教條的社會主義給人們帶來更多的好處。也許在他身上又復活了他年輕時對無政府主義的熱愛，那時的無政府主義意味著保衛人權。不知道在發現這個現實之前，他經歷和忍受了多少痛苦。也不知道他由於對青年一代的擔憂而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精神上受了多少折磨。晚年，他經受了，而且還在經受著一場悲劇，像一個神學家發現自己不再相信上帝，或者雖然相信上帝，但不再相信教會那樣。

由於他頭腦清醒，才智過人，我要求他談談意大利在70年代所發生的事情，並闡述他的觀點。他這樣做了，但由於他身體不太好，我們的談話分幾次進行，並持續多日：有時在福爾米亞（他有機會或在周末就去那裏），有時在羅馬（他在羅馬的家位於阿德裏安娜廣場一幢房子的最高層）。一般我們都是在上午他打完滾木球後開始交談，談到吃午飯的時候。我們一起不慌不忙地進餐，品嘗上等法國葡萄酒。吃完飯他去午睡，到下午四五點鐘，我們再繼續談下去。所以，這次采訪進行得很慢。他講話也很慢，回答每一個問題都慢得令人著急，如同對秘書作口授一樣，一個字一個字地講，在句號和逗號處都要停頓很長時間，毫不吝嗇時間。就這樣，一句又一句，一個想法又一個想法，一直談到黃昏，我被他闡述的思想所吸引，甚至忘了開燈。我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我們談到天黑，但我們兩人誰也沒有意識到。那是在他福爾米亞的書房裏，房間很小，只有一張沙發床、一張寫字台、一個書架和兩把椅子。他的女管家皮娜走進來嚷道：“怎麽了？怎麽一談起話來，天黑了都不知道？”我們也曾多次在他羅馬的書房裏迎來黃昏。那間書房也很小，倒很像一個小紀念堂。在長沙發的上方有一幅他已故妻子的大幅畫像，那是一幅油畫，還有犧牲在奧斯維辛的女兒維多利亞的照片。那不是普通的照片，不是幸福的照片，是在她進入集中營時照的，一張照了正面，一張照了側面。她系著囚徒的條紋圍裙，在一角上印有號碼。為什麽掛這兩張照片，我百思不解。難道是為了在任何時候，哪怕是閉上眼睛睡覺以前或醒來時都記住他女兒的犧牲嗎？在羅馬的書房裏，我們主要是核對和討論從磁帶中整理下來的福爾米亞談話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