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休懷粉身念”

進了飯廳，飯剛擺好。飯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飯，因為太貴。菜只有三盤，二大一小，大盤一盤是素燒白菜豆腐、一盤炒蛋，小盤是醬瓜。和尚請康有為入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人坐在這種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種坐法。飯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燙的紅漆桌，簡單而幹凈。正面墻上掛著一幅橫幅，上面寫著：

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日忍饑渴，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時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為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

是謝枋得的絕命詩。把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遺詩，這樣掛在食堂裏，倒是一種含意深遠的對比。

和尚等康有為看完墻上的橫幅後，請康有為用飯：

“剛才有言在先，不為康先生特別準備，我們吃什麽，康先生就吃什麽，請用飯吧。在世俗標準，絕不好意思拿這樣菲薄的菜請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覺得失禮。”

“法師是真人。”

三個人就吃起來。和尚沒吃以前，把蛋分做雙份，說：“蛋由康先生和普凈合吃，我不吃蛋。剛才康先生看的橫幅，是一百年前廟上一位和尚寫的。康先生是行家，這字寫得怎麽樣？”

康有為看都沒再看一眼，隨便答道：“字是寫得不錯，寫了一手好趙字，只可惜用趙孟的字體，寫謝枋得的絕命詩，未免太不相稱了。”

“這……我一時想不起來為什麽。”

“他們是同時候的人哪！趙孟投降了元朝，謝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謝枋得死而有知，發現他的絕命詩竟是趙體字，不是太可笑了嗎？”

“啊！康先生說得是。我們淺學，都看不出來，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為笑著，有一點自得的神色。和尚問：

“為什麽一百年前這位和尚寫了這手趙體字呢？這有什麽道理嗎？”

“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時候，乾隆皇帝喜歡趙體字啊！所以流行趙體。再往前，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父親雍正皇帝喜歡董其昌，所以當時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這是中國的特色。這也說明了，中國的許多事情，要辦，都得從上面來。”

“像乾隆皇帝喜歡趙孟的字，喜歡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顯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漢人眼裏是胡人。趙孟不但是漢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統治中國，有這麽一個人來捧場，當然是很好的號召。乾隆皇帝是滿州人，在漢人眼裏也是胡人，他當然也會援例利用趙孟，何況他真的喜歡趙孟的字呢。”

“那麽趙孟是漢奸了？”

“奸不奸的問題要看用哪一種標準，如果用的是漢滿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國人的標準，對中國人自己的種族來說，並無所謂奸。並且，忠奸問題也並不像表面上那麽簡單、那麽黑白立刻分明。在一個人閱歷較多一點以後，他有時難免會發現，人間許多對立的問題，如是非、正邪、善惡、好壞等等，並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斷定的。同時對立的情況，往往並不如想象中那樣明顯，對立的雙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還有完全相反的尷尬場面發生。中國正史中，從宋朝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開始，有所謂‘奸臣’傳，後來的正史，像《宋史》、《遼史》，紛紛援例，於是忠奸之分，在歷史上和觀念上，也就愈發顯明。正史以外，中國的小說戲劇，對忠奸的判決，影響極大。尤其在戲劇裏，為了幫助觀眾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紅臉’和‘粉白臉’，也就應運而生，忠肝義膽的自然是勾紅臉，如關公；權奸誤國的自然是勾粉白臉，如曹操。這種分法利落，固然給了觀眾不少方便，於施展愛憎之間，少掉了不少麻煩，但是一旦分錯了，就對不起人了。試看《宋史·奸臣傳》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趙嗣！而該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彌遠，卻又逍遙於《奸臣傳》之外！由此可見，忠奸問題，並不像書上和民間傳說中所說那麽簡單，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並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還屬容易翻案的，像馮道，就復雜得多了。馮道在五代亂世裏，他不斤斤於狹義的忠奸觀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誰做皇帝，只要有利於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時候，唐質肅問王安石，說馮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安石認為當然是純臣，是呱呱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為例，反駁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賢者伊尹在商湯、夏桀間遊走，目的不在對誰忠、對誰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認為馮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這種行為，‘如諸佛菩薩行’，簡直和佛和菩薩一樣偉大呢！例如契丹打進中國，殺人屠城，無惡不作，中國的英雄豪傑，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但是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辭、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國人一馬。歐陽修寫《新五代史》雖然對馮道殊乏好評，但也不得不承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馮道能夠以‘一言之善’，從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萬萬中國百姓，這比別的救國者對老百姓實惠得多了。馮道這樣與胡人合作，罵他是漢奸，通嗎？公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