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學重鎮（第5/6頁）

抗戰勝利不久，梁思永偶然從一本外文雜志上看到一個新的醫學成果，即患肺病者若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一側肺萎縮下來，健康的一側肺將發揮更大作用。這個消息令梁思永極度興奮，在各方的關照下，他赴重慶醫治。當時，光復東遷，交通緊張，史語所的档案中有1945年10月22日懇請民生實業公司解決船票的函件：“本所專任研究員梁思永君梁君夫人及醫師徐德言君擬搭乘貴公司輪船由宜赴渝，祈惠予保留官艙鋪位三個。”

病榻上的硬漢。

為梁思永整理遺稿的高去尋，攝於20世紀40年代。

梁思永攜家眷乘船來到了重慶，入住高灘巖醫院，在胸外科專家吳英凱的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1946年全國性的復員開始時，傅斯年通過交通部長俞大維，讓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軍用飛機飛往北平。當時梁的身體尚未恢復，他躺在一張帆布擔架上被擡上飛機。考慮到路途的困難，傅斯年再以個人的名義發電報讓在北平的妻兄俞大紱幫忙接機。一到北平，梁思永即由俞大紱等四人擡下飛機，專車護送到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順家暫住，一個星期後搬到東廠胡同原大總統黎元洪居住的院內三間北房居住、休養。此後病情稍有好轉。

1948年中研院選舉院士。2月20日，董作賓在致胡適的信中，特別言及即將舉行的第一屆中研院院士選舉。董作賓表明，自己願意放棄膺選為考古學領域的院士的機會，勸說胡適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為前者在病中，應該借此“給他一點安慰”，至於後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8月5日，梁思永致信南京的李濟說道：“弟五月底入協和醫院，住院十二日。檢查身體，結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壓塌狀態良好，胃腸透視都沒有發現毛病。除了氣管裏的結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說沒有病了。不過身體經過這幾年跟病菌鬥爭之後，真猶如戰後的英倫，雖然戰勝敵人，但元氣消蝕殆盡，就要恢復到小康的局面，也萬分困難。”又說：“弟近間起坐之時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鏈黴素後發生頭暈現象，走起路來搖搖擺擺，不很穩當。”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燭光燃盡前，與史語所同人的最後一次通信。

1948年年底，史語所遷往台灣，梁思永留在北京。他雖然已臥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著他那台美國產的收音機收聽國共戰爭的消息。1950年8月，他被新生的紅色政權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鄭振鐸擔任國家文物局局長一職，因此考古所的工作擔子主要壓在梁思永身上。盡管他的病軀已不能從事田野考古，但他仍籌劃著考古所的田野發掘，指導室內研究，在家中主持所裏的重要會議。據夏鼐說：“他在考古所成立後初次看見我時，便很興奮地談著關於考古研究所的計劃。他說，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鄭所長（鄭振鐸）和我來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經驗的幾位，帶著一班年輕朋友們，在外面多跑跑，訓練年輕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務。這種訓練是需要在當地實際工作中親手指點的。因此，我到所後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工作，沒有多替他在所內分勞。”他在病床上，用鉛筆在便條上完成了《殷代陶器》和《考古報告的主要內容》兩稿，對考古報告的編寫有指導意義，使許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淺。

20世紀50年代初，梁思永（拄杖黑衣者）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同人。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臟出現衰竭，身體更加虛弱，只得脫離工作安心在家休養。到了1954年春天，心臟病發作，入北京人民醫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讓夫人李福曼打電話叫自己的妹妹、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梁思莊到醫院。據吳荔明講訴，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後階段，一直沒有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聲，一直默默堅持著。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對著和他相廝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媽（李福曼）平靜地說：‘我不奮鬥了，我奮鬥不了啦，我們永別了！’”4月2日梁思永逝世，年僅五十歲。

歲月如梭，漸漸地，梁思永已變成書頁裏一個發黃褪色的名字。2004年9月11日，我去北京，在八寶山公墓憑吊先生。梁思永的墓地在八寶山的東側，墓地是兄長梁思成所設計。漢白玉的邊界，漢白玉的台階，漢白玉的墓碑，造型莊嚴簡潔。墓碑呈斜面，刻著郭沫若的字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之墓。在他的近旁，是他的嫂子林徽因的墓地。也許是因為梁思永職務的緣故，沒埋進梁啟超墓園，沒能與父母兄妹在一起。圍繞在周圍的多是在革命和建設中犧牲的軍人。我在他的墓前，獻上一束花，深深地三鞠躬，默默離去。第二天，我如約去梁思永的女兒梁柏有家。梁柏有性格豪爽，也許是常年伺候年邁耳背的母親，說話聲音較大：“父親在世時，常年生病，母親就一直照顧父親。直到父親故去後，母親才去中科院歷史所工作直到退休。”知道是四川的客人，保姆把輪椅上的老太太推出來。老人九十七歲了，還能看報，看小說。我拿出簽字本，老人拿起筆，顫巍巍地簽上：“不忘李莊。九七老人李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