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別惹我，我的名字同樣叫漢朝

隨著帝國國力的強盛，劉莊終於可以做一些事了，一些連他父親想都不敢想的事。

其中一件，就是解決匈奴侵邊問題。

匈奴是秦漢以來對中原政權最具威脅的敵人。

東漢初年，匈奴經常寇略邊境，支持地方勢力控制了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光武帝遣大司馬吳漢、驃騎將軍杜茂擊匈奴的內地代言人盧芳，未能奏效，而匈奴“入寇尤深”。光武帝忙於整頓內政，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發展生產，無力顧及。因而，在建武年間，漢朝面對匈奴連年不斷的襲擾，只能采取消極防禦的方針和權且忍讓的策略，“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以備匈奴，同時，不斷遷邊民入常山關、居庸關以東，以避匈奴寇掠。政治上，遣使匈奴贈送金幣以通舊好，緩和與匈奴的關系。

匈奴針對東漢這種局面，雖然間或互派使節往來，但軍事上仍然保持南侵之勢，步步進逼，並乘機控制了西域北道諸國。

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莎車王賢和鄯善王安遣使入朝，請求東漢帝國派都護，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為由予以拒絕。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車師前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遣子入侍，並再次請求派出都護，光武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仍沒有同意。莎車王賢“自負兵強，欲並兼西域，攻擊益甚”，鄯善等十八國大為憂恐，苦苦哀求漢朝將其侍子留下，並盡快派出都護，以制莎車。光武帝很無奈地傳諭：“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從此“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車師、鄯善、龜茲遂先後投降匈奴。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遭受嚴重災荒，內部矛盾重重，對東漢王朝來說，這正是剿滅匈奴的大好良機，可是光武帝自覺無力發兵，最終還是放棄了。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南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前一任單於烏珠留單於的長子比為呼韓邪單於，“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請求內附東漢，以“扞禦北虜”，與北匈奴對抗。很多東漢大臣都以為天下初定，國內空虛，南匈奴虛情假意，不可答應。光武帝卻同意了，按西漢時對待呼韓邪附漢之舊例，詔令其遷居雲中郡，後又令徙居西河美稷，並通過各種籠絡措施，讓其“東捍鮮卑，北拒匈奴”，以夷制夷。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時間內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東漢政府每年用於安撫南匈奴的費用高達1.9億之巨，極大地加重了國內人民的負擔，而且北匈奴南下的攻勢卻日盛一日，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至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間“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戮甚眾，河西城門晝閉”。

由此可見，在北匈奴問題上繼續實行防禦政策對邊郡安定是於事無補的，只有“以戰去戰”，以戰爭來結束戰爭，一次性地將北匈奴打趴打服，才可能得到邊境的和平。

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北匈奴仍舊不知死活地頻襲邊塞。

而經過光武帝和劉莊父子兩代人的努力，東漢國內政治局面統一，社會秩序穩定，社會經濟恢復並持續發展，百姓殷富，府庫充實，國力強盛，已具雄厚的作戰潛力了。

謁者仆射耿秉上書：“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可也。”

是啊，應該是出手還擊的時候了。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話雖然出自西漢人之口，可在東漢仍舊適用！

耿秉，字伯初，扶風茂陵人，其父耿國，是猛人耿弇的弟弟，建武期間曾任五官中郎將、大司農，因“素有籌策，數言邊事”而深受光武帝器重。耿秉有偉體，腰帶八圍，自幼受其父影響，“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是一個謀略型的軍事人物。

劉莊早有征伐匈奴的心思，於是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專門討論北伐事宜的高級軍事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耿秉，還有太仆祭肜以及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峙侯耿忠。

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嘉賓——竇固。

竇固，字孟孫，竇融之侄，本來已經被開除回家，因為曾跟隨竇融在河西工作，“明習邊事”，現在是用人之際，於是劉莊又將他召了回來。

有必要補充一下，耿秉和竇固固然不是等閑之輩，其他的幾位也來頭不小。

虎賁中郎將馬廖，字敬平，伏波將軍馬援的長子，馬皇後長兄。

好峙侯耿忠，猛人耿弇的長子。

太仆祭肜，字次孫，是雲台二十八將中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的胞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