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班昭續《漢書》

竇憲死了，其身後的功過但憑後人評說。

雖然他是一個禍國殃民的大魔君，是東漢外戚專權的禍首，但他親率大軍破北匈奴於稽落山和金微山，刻石燕然，對東漢王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是有貢獻的。他所奠定的中國北疆格局，既是東漢歷代帝王的畢生追求，也是渴望和平安定的北疆人民的願望，對中國邊疆統一和中華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北匈奴的逃亡，也改寫了世界的格局。

一方面，他們的離去，為東胡的鮮卑族入主北方草原提供了可能，也為南匈奴等胡族進入漢朝境內提供了機會，為日後的“五胡之亂”埋下了幽微而深遠的一筆。

另一方面，他們的西遷，踏碎了歐洲人的夢，導致了強大的羅馬帝國分崩離析，西方亂如散沙。

一句話，沒有竇憲，今天的中國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今天的世界也可能不是這個樣子。

當然，竇憲的死，也是罪有應得。

而作為竇憲的殉葬品，竇氏的黨羽，很多也是死有余辜。

可是，在死亡名單裏，有一個人的名字卻顯得那麽格格不入：班固。

竇憲領兵伐北匈奴，班固任中護軍，隨軍出發，參與謀議。竇憲大敗北單於，登上燕然山，命班固作《封燕山銘》，刻石記功，史稱“燕然勒銘”。

因為這件事，竇憲對班固寵愛有加。

面對領導赤裸裸的熱情，班固無從拒絕。

竇憲政爭失敗自殺，與班固素來有隙的洛陽令種兢借機挾私報復，羅織罪名，將班固下獄，害於獄中。

這不能不說是文壇的一大損失，歷史的一大遺憾。

班固一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寫下了煌煌大著《漢書》！

西漢末年，很多人采集時事，續補《史記》。班彪對這些續補大為不屑，認為其文“多鄙俗，不足以踵其書”，於是收集史料，動手撰寫《後傳》，前後共六十五篇，意在補齊“太初以後，闕而不錄”的部分，但未及完成而辭世。班固繼父志，整理其父遺稿，嘆其“所續前史未詳”，遂開始著手著作《漢書》。

他先是有所甄別地摘錄了《史記》的一部分，即漢武帝時代之前的記載，並盡可能地保留《史記》的原文，對其出現的疏漏做些訂正和補充；昭帝以下至西漢末的歷史事實，則由自己一手續補，寫成了起於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迄於劉玄更始二年（公元24年），計西漢二百三十年的斷代史，成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

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由衷地贊道：“遷史不可為定法，固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

《漢書》在體制上沿襲《史記》，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所不同的是改“書”為“志”，取消“世家”，並入“列傳”，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

兩書於世並稱“史漢”，而班固和司馬遷也並稱“班馬”。

相對而言，《史記》記事疏簡，《漢書》則系統而詳盡。

須知，《史記》述三千年事，字數不過五十余萬，而《漢書》記兩百余年事，字數已達八十余萬。

所謂“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要非後世史官所能及”也。

在治史的態度上，班固繼承了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重視客觀的歷史事實。在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班固厚積薄發，做了大量的考證和篩選。因此《漢書》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西漢一代的歷史，對統治階級的罪惡、宮廷中的穢行和人民的疾苦都有客觀的反映。

而作為史傳文學，和《史記》一樣，《漢書》對人物的刻畫和描寫也同樣有血有肉、活色生香。

在文學語言方面，班固受當時辭賦創作的影響，崇尚采藻，長於排偶，遣詞造句顯不如司馬遷來得簡潔明快、生動活潑。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正因如此，《漢書》顯得格外整飭詳贍、富麗典雅，得到了後世散文作家的推崇。北宋大文豪蘇東坡平生最喜歡讀的就是《漢書》，對《漢書》的語言風格極為喜愛，曾驕傲地對友人說：“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抄矣。”對書中任何篇章，都能“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足見《漢書》文學地位之高。

《漢書》所增的“地理志”記錄了大量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為中國古代歷史保存了寶貴的邊疆地理資料。班固所處時代，國家高度統一，經濟發達，版圖遼闊，國家掌握了各地方當局提供的準確測繪和統計數據、信息，整理出完整而豐富的地理資料。可是，這些資料隨著朝代的變遷已湮沒在漫無邊際的歲月長河中去了。是《漢書》中專列的《地理志》使這些寶貴的資料流傳了下來。而班固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的作法，從此也被後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從該意義上來說，班固對我國地理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