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袁世凱：成就與罪錯（第3/8頁）

四、關於袁世凱“賣國”

這個說法很多。其實他在外交上也有相當大的建樹。

第一，他解決了蒙古問題。原來大清帝國時代，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到辛亥革命後，蒙古在俄國的鼓動下要求獨立，搞出很大問題。可以說，袁世凱時代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1915年《中俄蒙協定》簽訂，一方面承認蒙古自治，另一方面承認中國的宗主權，承認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做到這一步，至少維護了中國的主權。這應該算是一個成就。

第二，他最大的成就是21條的談判。過去都說21條賣國，現在全部材料都公布出來了，袁世凱怎麽批示，怎麽簽字，怎麽改，都有影印件，一條一條非常清楚。當時日本提出的21條分成五個大的部分，稱為“號”，“號”下面設多少條款。其中最厲害是第五號的七條：一、要求中國中央各部都請日本顧問，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由日本派駐顧問來控制；二、所有重要地方的警察由雙方合辦，實際等於控制警察權；還有一條，中國要用日本軍械，最少一半以上，或者在中國辦廠制造軍械，用日本材料，請日本技術人員。也就是說，軍事上也全面控制起來。這就是把中國變為殖民地。日本原來在朝鮮就是這樣做的，做到一定程度再宣布朝鮮和日本合並，完全變成殖民地，日本想讓中國也走這一步。對此袁世凱批示，第五號的七條根本不用討論，堅決不同意，沒有商量，堅決抵制。其他凡牽涉到中國主權的也抵制。比如提到，日本人在中國內地所辦病院、寺院、學校、工商企業和耕作等，可以擁有土地所有權。他批示：租可以，但土地不能賣。現在我們認為，外企買賣土地無所謂，只要在中國管理下就不用怕，商業行為而已。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袁世凱堅持不同意。凡是一牽涉到主權他就這樣。另外他采用拖延戰術。日本人要求天天會談，他說太忙了，改為一周會談一次，日本人不同意，最後妥協為一周會談三次。而且盡量減少實質的談判時間。他用的是拖的辦法，因為他知道中國沒有能力對抗日本，想將消息透露出去，請其他國家對日本施壓力，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減少中國的損失。他真是這樣做的。每次談判前後，他都要親自聽取匯報。當時的外交次長曹汝霖說，每天早上七點到總統府，總統已經在那裏等候了，大家一起早餐，商量談判怎麽處理，每次談判後必須立即到總統府匯報。另外還派顧維鈞，一個外交家，當時袁世凱的外交秘書，到英國和美國的使館通報談判消息，讓他們充分掌握情況，給日本施壓。這樣各方面共同努力。從1915年1月18日提出，經過三個多月談判，一直到了5月7號，日本人發出了最後通牒，限48小時內答復。沒有辦法，經過最後的討價還價，一直到5月9號離最後期限差一個小時，才簽了字。所謂21條，實際上真正接受的不過10來條，而且經過談判，有不少修改。在當時中國那麽弱的情況下，能夠做到這步真是很不容易的，應該講袁世凱起了很大作用，這是他的一個功勞而不是罪過。

現在流行一個說法，袁世凱為了當皇帝，不惜犧牲中國的主權換取日本支持，網上書上都這樣講，其實沒有那回事。袁世凱的稱帝是一個罪過。但他在21條談判過程中，並沒有以此做籌碼來換取日本對他的支持。現在看到的史料顯示，日本人和其他列強的外交代表一開始就表示不同意袁世凱稱帝，提醒他不要輕舉妄動，改變局勢會帶來很大危險，造成不可控制的局面。袁世凱沒有聽。當中日本和英國都有私下表示支持的記錄，英國駐中國公使朱爾典，他曾到總統府當面跟袁世凱談話，其實是表示支持，對袁世凱決定稱帝起到很大作用，日本人也有過這類記錄，但都是少量的，而且到最後，他們都明確表示反對，尤其是日本駐中國的公使講得非常明確。所以從外交上來講，這個人沒問題，在稱帝這件事上他沒有采取賣國求榮的方式。

五、袁世凱真正的錯誤

袁世凱真正的錯誤或者說罪惡，就是稱帝。從1915年開始籌備，到1915年12月10號舉行登基典禮，宣布從1916年元旦開始改為洪憲元年。民國的總統來做這個事，違反了約法，是背叛民國，是罪惡。這樣一來眾叛親離，不但孫中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領導人反對，而且北洋軍內部的實力派也一個個表示反對。段祺瑞當時是掌握軍權的陸軍總長，後來是代理國務卿，請病假，根本就不願意上班；他另外一個重要的軍事將領王士珍也說病了，不上班；馮國璋之前一再問他是不是稱帝，他一直否認，最後成為事實，馮國障也反對。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反對。連他終生的朋友，文人徐世昌，是他沒有發跡的時候就認識的，還曾支持徐到北京考試，也請假，跑到天津根本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