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一）

俄羅斯的復仇

蘇維埃帝國的瓦解在地緣政治、軍事、意識形態和經濟上，曾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作為最後的超級大國，美國成了國際秩序的中心。必勝主義論調在西方甚囂塵上，幾乎所有來自前共產主義集團的國家都眼巴巴地指望著華盛頓的援助、保護和建議。而在華盛頓，人們一致認為，東歐各國和俄羅斯正在美國顧問的引導下朝著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的方向“過渡”。這也曾是俄羅斯的期盼。

在美國的領導下，獲得勝利並且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西方開始東擴，吸納那些傳統上具有強烈親西方取向的東歐國家。甚至在1989年歐洲分裂局面結束之前，這些國家就已開始偷偷摸摸地轉向西方。歐盟的擴大是冷戰結束後歐洲最具建設性的新發展。建立共同歐洲的計劃以及追求現代與繁榮的願望，幫助化解了困擾著大陸東部的德國與波蘭、羅馬尼亞與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亞與土耳其之間的歷史恩怨。在過去，這些新成員國大多都是被當作想從大國餐桌上討得一些殘羹剩飯的帝國行省、衛星國或二等國家來對待的，有些甚至從來沒有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加入歐盟讓這些國家在精神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幫助它們抵消了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由於令人痛苦的衰退而帶來的影響。按規則辦事和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從政治上確保了後極權主義體制向民主體制的順利過渡。“新”歐洲與“老”歐洲的一體化，用沒有貿易保護主義和簽證壁壘的共同空間取代了“鐵幕”。

1989年後，美國扮演了為歐洲安全提供保證的角色。1996年，美國支持波蘭、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約。從那以後，北約采取門戶開放政策，歐洲的任何國家都可以加入它的行列。按照挪威歷史學家蓋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有名的說法，美國在冷戰期間曾扮演過“受邀帝國”（empire by invitation）的角色。而此時北約在接著扮演這樣的角色。2004年，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加入北約。一戰後受到排擠二戰後又被斯大林化的中、東歐及波羅的海國家終於交上了好運。

事實證明，對於原蘇聯的中亞各國、白俄羅斯、烏克蘭——特別是俄羅斯來說，情況就不同了。作為蘇聯最大的繼承國，俄羅斯聯邦在1992年獲得承認，成為蘇聯的合法繼承者。新俄羅斯不但繼承了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席位，還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蘇聯債務。由於其地理位置再加上遼闊的疆域，無論是歐盟還是北約，對於俄羅斯來說都不合適。華盛頓、莫斯科——尤其是倫敦和柏林的國務活動家及外交官們，不會忘記北約第一任秘書長伊斯梅勛爵（Lord Ismay）的名言：該同盟的目的是要“讓美國人進來，俄國人出去，德國人躺下”。克林頓政府曾向俄羅斯人保證說，這句話不再適用了，而且還主動提出在俄羅斯與北約之間建立特殊的夥伴關系。俄羅斯接受了。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羅斯極為孱弱，其領導層似乎急不可耐地想加入西方的序列而不管條件如何。然而，俄羅斯的行為很快就開始讓西方失望了。

在許多西方觀察家的眼裏，俄羅斯未能實現共產主義崩潰後他們所期待的那種“過渡”。葉利欽政府——西方國家為之提供了口惠而實不至的幫助——對俄羅斯采取“休克療法”，試圖像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一蹴而就地建立市場經濟。這一政策帶來的傷害和爭議比在東歐國家還要嚴重。克裏姆林宮的經濟改革家們一心想讓俄羅斯擺脫國家集權主義的苦難並防止共產黨東山再起，所以就迅速將龐大的國有資產私有化。這些國有資產最後大部分都落到了犯罪集團和少數與政府官僚機構有勾連的大企業寡頭手中。俄羅斯的經濟萎縮了2/5還多，這樣的衰退比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所遭遇的還要嚴重。國家的各個領域，包括軍工綜合體的幾十個大型產業集團和技術城市，都因失去資金而凋敝。改革家們未能阻止惡性通貨膨脹，失去畢生積蓄的俄羅斯人就從盧布逃向美元。蘇聯時代全面的社會服務體系，從免費幼兒園到免費醫療和帶薪休假，一夜之間都消失了。暴力犯罪猛增，平均壽命也從70歲驟降至65歲。俄羅斯人口急劇減少。它的科學與工程以及教育與文化都在挨餓，只是靠美國慈善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少數西方基金會的資助才得以保全。150萬受過高等教育的有才幹的俄羅斯人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於經濟原因而移居國外。葉利欽推行的改革所忽視的不僅有俄羅斯社會，還有國家制度。從蘇聯解體中產生的這個國家非常虛弱，無力征稅，也不能進行有效而必要的市場改革。腐敗之風如海嘯一般席卷俄羅斯。俄羅斯軍隊的狀況也令人扼腕。它遭到嚴重的破壞，以至於1994～1996年間在車臣山區輸給了分離主義分子的非正規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