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蘇聯人民和斯大林，1945

當時，羅斯福相信俄國人會點頭哈腰地向美國乞討，因為俄國是個窮國，沒有工業，沒有面包。

但我們不這麽看。我們的人民已經為犧牲和鬥爭做好了準備。

——莫洛托夫，1976年6月

我們不是被情緒牽著走，而是遵從理性、分析和計算。

——斯大林，1945年1月9日

1945年6月24日早晨，紅場上大雨如注，但數萬名蘇軍精銳部隊的士兵對此幾乎渾然不覺。他們軍容整肅，準備列隊通過廣場，慶祝對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勝利。十點整，騎著一匹白色牡馬的格奧爾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帥出現在克裏姆林宮門口，發出勝利閱兵開始的信號。在慶祝活動的高潮，佩戴軍功章的軍官們把繳獲的兩百多面德軍軍旗摜在列寧陵墓的基座上。閱兵的盛況讓人印象深刻，但也會讓人產生誤解。實際上，盡管勝利了，但蘇維埃巨人已是精疲力竭。“斯大林的帝國是靠無數蘇聯人的流血犧牲贏得的，”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奧弗裏（Richard Overy）認為。究竟流了多少血，軍事歷史學家和人口學家還在爭論。與西方通常的看法相反，蘇聯的人力儲備並不是取之不竭的；到二戰的尾聲，蘇軍的人力資源跟德軍的一樣極為緊張。難怪蘇聯的領導層和專家對納粹入侵給蘇聯造成的財產損失錙銖必較，卻害怕公開人員傷亡的真實數字。1946年2月，斯大林說蘇聯損失了700萬人。1961年，尼基塔·赫魯曉夫把該數字“升級”到2000萬。1990年以來，經過官方調查，人員損失的數量已經上升到2660萬，其中穿制服的人員有866.84萬。但即便是這個數字，現在仍有爭議。一些俄羅斯學者聲稱該統計並不完整。事後看來，蘇聯對納粹德國贏得的真是一場皮洛士式的勝利。

巨大的戰鬥損失和平民損失既是由於納粹的入侵與暴行，也是由於蘇聯的政治和軍事領導層采取的總體戰策略。蘇聯在進行這場戰爭時從頭至尾都表現出對人的生命的驚人漠視。相形之下，美國在歐洲和太平洋這兩個戰場上的總的人員損失也不超過29.3萬人。

蘇聯解體後得到的證據證實了美國情報機構早先認為蘇聯經濟薄弱的估計。當時官方估計的總損失為6790億盧布。按照這一估計，該數字“超過了英國或德國的國民財富，是美國總的國民財富的1/3”。與對人員損失的估計一樣，對物資損失的估計也同樣巨大。蘇聯後來的測算估計戰爭的代價是2.6萬億盧布。

新的證據表明，當時絕大多數蘇聯官員和人民並不想與西方對抗，而是更願意集中精力進行和平重建。然而，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二戰結束後，蘇聯在東歐的行為是蠻橫的。在中東和遠東，蘇聯也竭力想獲得軍事基地、石油特許權和勢力範圍。所有這一切，連同意識形態的說辭，逐漸使莫斯科與美、英兩國發生對抗。一個元氣大傷、滿目瘡痍的國家怎麽可能對抗得了西方呢？蘇聯的國際行為究竟是出於什麽樣的國內外因素呢？斯大林的目標與戰略又是什麽呢？

勝利與宿醉

對蘇聯的公眾來說，抗擊納粹的戰爭有一種解放作用。在20世紀30年代，不問青紅皂白的國家恐怖常常模糊了善惡的界限。一個人可能今天是“蘇維埃兒女”，明天就成了“人民的敵人”。這種大恐怖給社會造成的麻木不仁在戰爭的煎熬中消失了，許多人又開始了獨立思考與行動。人們在戰壕中再次建立起了同志友愛和彼此的信任。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就跟一戰時的歐洲各國一樣，蘇聯也出現了“前線的一代”或者說“勝利的一代”。這些人屬於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滿足了在國內難以得到滿足的對友誼、團結、合作的需要。對有些人來說，這是他們一生最重要的體驗。

戰爭還有其他深刻的影響。在蘇聯1941～1942年的大後退期間，官方的無能、失誤、自私和謊言，削弱了黨政機構以及許多官員的權威性。東歐的解放讓許多人擺脫了蘇聯那種患有恐外症的環境，第一次看到了別樣的世界。戰爭的犧牲證明了在志願參軍的青年知識分子最優秀的代表中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價值。反抗納粹主義的正義之戰的精神以及國外的經歷，使他們夢想著政治與文化的自由化。蘇聯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結盟似乎讓人看到了開始注重公民自由與人權的希望。即便是那些頭腦冷靜的名人，也有了相同的夢想。在與記者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的交談中，作家阿列克謝·托爾斯泰（Alexei Tolstoy）想知道：“戰後會怎樣？因為人民已今非昔比。”曾經屬於斯大林小圈子的阿納斯塔斯·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在20世紀60年代回憶說，許多從西方歸來的蘇聯人都“變得不一樣了，眼界開闊了，要求也不同了”。當時到處洋溢著一種新的感覺：覺得應該得到當局更好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