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裏姆林宮的政治鬥爭與“和平共處”，1953～1957

大約是1955年底，莫洛托夫指示他的一名工作人員到列寧著作中查找提到對外政策的幼稚等於犯罪的地方。顯然，這是要引用該觀點反對赫魯曉夫。

——蘇聯外交官奧列格·特羅揚諾夫斯基的回憶

莫洛托夫的立場是錯誤的，極其錯誤，不符合我國的利益。

——葛羅米柯論莫洛托夫的外交，1955年7月的蘇共全會

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開始采取“新”對外政策，試圖重新打開莫斯科在冷戰前擁有的外交空間。在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上，蘇聯領導層公開放棄了對即將發生戰爭的預期。戰爭和革命階段必然到來的斯大林主義命題讓位於一個新命題：資本主義體系與共產主義體系長期的“和平共處”和非武力競爭。

然而，東西方的關系不僅沒有緩和，事實上，冷戰還增添了新的動力。兩大對立集團的互相恐懼和猜疑依然如故。

蘇聯有些回憶錄作者認為，西方對於蘇聯的新對外政策缺乏靈活而積極的回應，結果坐失良機，未能緩解冷戰的緊張氣氛。的確，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總統、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國務卿以及美國的大多數克裏姆林宮觀察家，都把克裏姆林宮的變化和蘇聯在外交上所展現的新的靈活性，不是看作機遇，而是看作威脅。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擔心，“和平共處”這套說辭可能會妨礙他們建設歐洲權力中心的計劃——該中心將與英國一起，承擔“遏制”蘇聯集團的重任。國內的政治狀況與反共文化氛圍，使得艾森豪威爾政府不願意與蘇聯談判。

對蘇聯方面更加仔細的觀察表明，它其實也不準備談判和妥協。新的文獻資料顯示，克裏姆林宮的許多統治者雖說是轉向了“和平共處”，但仍抱著革命與帝國範式的某些基本觀點，在思想上並沒有擺脫斯大林對外政策的影響。克裏姆林宮的新統治者一心要維護蘇聯作為全球革命領導者的角色。他們開始與中東、南亞、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領袖及團體結為同盟。新的文獻資料還顯示，在1953-1957年，斯大林的繼任者之間的關系對克裏姆林宮的決策有著重大影響。這些決策不僅涉及對美國及其盟友的政策，同樣也涉及蘇聯對其集團內部的政策。在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國內的政治形勢對革命與帝國話語有利，如果被認為在西方帝國主義問題上態度軟弱，那就是在政治上自取滅亡。為了贏得黨政精英的支持，領導集體的成員競相提出種種戰略，加強和擴大蘇聯的力量與國際影響。

誰與西方對話？

在斯大林於1953年3月去世後掌握權力並宣布集體領導的克裏姆林宮寡頭們，是最終的幸存者。多年來，一邊是多疑的暴君，一邊是級別比他們低的、帶著既尊敬又嫉妒的目光仰視他們的大批黨政要員，寡頭們在這樣的夾縫中學會了如何鉤心鬥角。斯大林在其統治時期，始終讓寡頭們感到有如芒刺在背。在1952年10月的蘇共全會上，斯大林指責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是叛徒而且可能是西方的特務。同時，他還大幅擴充政治局（它當時變成了中央主席團），吸收了大批更年輕的黨的幹部。這樣做很可能是一種威脅：斯大林隨時可以用更年輕的官員取代他的那些老副手。

寡頭們也學會了如何應對斯大林的詭計和當他不在時怎樣進行統治。在殘忍的“列寧格勒案”之後，寡頭們相互間變得更加默契。甚至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寡頭們就掙脫了他對他們的束縛。莫洛托夫和米高揚重掌外交和貿易大權；“明格裏亞案”（Mingrelian affair），即在格魯吉亞進行的一項針對貝利亞的貪腐調查被撤銷了。年輕幹部被排擠出主席團。在權力交接的關鍵時刻，他們對生存的共同願望壓倒了個人間的鉤心鬥角和政策分歧。有些寡頭真的擔心，任何不團結都會導致失控和由外部壓力引起的崩潰。

寡頭統治，由於其帶有共識的性質，難得是有利於革新和變化的。不過，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領導集體卻欣然采取新的內外政策。寡頭們缺少合法性，需要在國內外證明自己的進取精神和決心。與斯大林的崇高形象及地位相比，領導集體並不顯得十分突出。莫斯科的教授謝爾蓋·德米特裏耶夫在自己的日記裏寫下了1955年11月他在家中的電視裏看到領導集體時的印象：“整個主席團都是些讓人覺得乏味的庸碌之輩。一看到他們，就知道革命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有的革命幹部都死光了才讓小官僚們得勢。他們說的話沒什麽鮮活的、發自內心的和富有人情味的東西，一個字也沒有，一點值得人記住的表示都沒有。所有人看上去都毫無個性、千篇一律、過目即忘。他們只會讓人想起但丁‘地獄’入口處的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