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的核教育，1953～1963

要把這個裝置[核彈]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資本主義者頭上。

——赫魯曉夫致蘇聯核設計人員，1961年7月

1957年10月4日，蘇聯用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了一顆運行軌道經過北美上空的衛星——“斯普特尼克”號。這是一顆沒有危險的、用於和平用途的衛星，但美國分析家還是認為，同樣的導彈可以攜帶數百萬噸級的核彈。這些專家幾乎立即就發出警告，說這種“在導彈上的差距”最後有可能使蘇聯能夠以突然進攻的方式摧毀美國的戰略力量。這勾起了美國人對珍珠港事件的黑色記憶，讓他們一下子失去了安全感。在美國各地，中產階級家庭都在省錢建造防核輻射的掩體。兒童們要參加可怕的民防演習，學習怎樣在核爆炸中用桌子保護自己。我的一位朋友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紐約長大的。他回憶說，有一次演習，他還朝曼哈頓方向看了看，看看帝國大廈是否還在那兒。

實際上，害怕受到核攻擊的應該是蘇聯人。當時的戰略軍事力量對比對美國極為有利。斯蒂芬·紮洛加（Steven Zaloga）寫道，蘇聯的戰略防禦力量“耗資巨大，但技術上不可靠，肯定要提前報廢”。要是美國人率先發動打擊，蘇聯人就沒有可用來反擊的戰略核力量。同時，美國依靠的是“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略。為了防止蘇聯人占領西歐，美國人計劃用核武器對付蘇聯。五角大樓不僅在美國本土，還在英國、西德、意大利和土耳其這些盟國的領土上建立了戰略轟炸機和導彈基地。

到目前為止，人們對於蘇聯對熱核革命以及與美國的核武競賽的反應所知甚少。有些學者認為，核武器方面的因素迫使莫斯科在冷戰中采取了更加負責、更加謹慎的行為。實際上恰恰相反。美國人采取的遏制戰略和他們擁有的戰略優勢，讓蘇聯人在抵抗和無條件投降之間別無選擇。反復無常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了抵抗。他決定打出核邊緣政策（brinkmanship）這張牌，也就是在國際危機中最後用核導彈說話，來壓過美國人的核優勢。他的選擇把蘇聯拖進了整個冷戰中最危險的冒險活動。

核彈與教條

在斯大林去世的時候，熱核革命才剛剛開始。到1953年，蘇聯已經制造出幾個型號的原子武器、中程導彈、反導防禦系統、巡航導彈和核潛艇。但事實證明，它僅僅是提升蘇聯戰略核力量的第一個階段。蘇聯核工程的老兵維克托·阿達姆斯基（Viktor Adamsky）回憶說，“1953-1962年這幾年，熱核武器的發展成果是最多的”。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政治局對原子彈計劃的討論，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有關美蘇核試驗的情況，一向只有少數官員知道，包括拉夫連季·貝利亞、國防部部長貝爾加寧和軍隊高層。後來就有消息說，即將進行核裂變炸彈的大型試驗。那是由安德烈·薩哈羅夫和維塔利·金茲堡（Vitali Ginzburg）在代號為“阿爾紮馬斯-16”的秘密實驗室裏設計的。1953年7月，核工程的副主管阿夫拉米·紮韋尼亞金向出席蘇共全會的代表們報告說：“美國人按照杜魯門的命令開始研制氫彈。我們人民和我們國家也不差。氫彈的威力要超過普通原子彈幾十倍，它的爆炸——現在正在準備中——將意味著結束美國人的第二項壟斷。那將是國際政治中的一件大事。”

蘇聯的首次氫彈試驗是在1953年8月12日，這給了蘇聯各位領導人以巨大的信心。克裏姆林宮的各位領導人一度誤以為蘇聯在核競賽中變成了領先者。赫魯曉夫在回憶自己當時的熱情時說：“其他任何人，無論是美國人還是英國人，都沒有這樣的炸彈。這令我激動不已。我們傾盡全力，確保薩哈羅夫計劃的迅速實現。”安德烈·薩哈羅夫馬上就成了克裏姆林宮的寵兒。據一份由部長會議主席團在1953年11月20日批準的計劃，已升級到一兩百萬噸級TNT當量的薩哈羅夫炸彈將搭載到一種巨型的洲際導彈上。該導彈的設計交給了斯大林建立的另一個大型軍工綜合體。洲際導彈的首席設計師謝爾蓋·科羅廖夫（Sergei Korolev）保證，到1957年底進行最後試驗。

熱核權力立即成為克裏姆林宮政治鬥爭的目標。在貝利亞這位斯大林時代的“原子彈沙皇”被捕之後，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聲稱，他企圖利用核試驗的成功來獲得權力。不管這種說法是真是假，核計劃顯然太重要了，不能讓它成為任何政治家個人的禁臠。貝利亞被捕後，負責核計劃的主要機構，原子能特別委員會和第一總局，立即合並為中型機器制造部，並由二戰時負責坦克生產的維亞切斯拉夫·馬雷舍夫擔任部長。盡管他與馬林科夫的關系很近，但他並不是主席團的成員。圍繞原子彈的政治紛爭並沒有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