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國內戰線：最初的裂隙，1953～1968

蘇聯的生活方式可能會給它自己樹敵。

它產生並教育了自己的對手。

——歷史學家謝爾蓋·德米特裏耶夫日記

1958年10月

古巴導彈危機這幕大戲開演時，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知識界幾乎都沒去注意它。1962年11月初，知識界人士和無數的蘇聯讀者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著一本厚厚的文學刊物，那上面剛剛發表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它講述的是一位俄羅斯農民在斯大林集中營的遭遇。在冷戰的第二個十年，蘇聯國內戰線的社會和文化方面，以及公共輿論和集體認同方面，都開始有了重大的變化。

冷戰並不只是大國間的又一次對抗，它還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社會經濟規劃之間的碰撞，是文化及意識形態之戰。就其本身而言，大衛·考特（David Caute）認為，塑造了冷戰的是，“為人們所共享、同時也飽受質疑的歐洲啟蒙運動的遺產；尤其是在全球來勢迅猛的印刷品、電影、無線電和電視——當然也不能忘了數量猛增的大眾劇院和音樂廳，特別是在蘇聯”。

最近的研究認為，當時，正如美國文化及社會的現代化開始影響其對外政策和國際行為一樣，全球對抗以及不同意識形態的競爭也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蘇聯也存在類似的情形。“新”對外政策和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的蘇共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的譴責，正發生在蘇聯社會迅速現代化之際。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現代化還只限於精英分子的小集團和軍工企業，而在他去世之後，已發展成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與美國競爭的需要，迫使蘇聯領導層不僅要促進科學技術，還要發展高等教育，並給予科學和工程領域的精英更多的自由和權力。1928～1960年，在校大學生的數量增加了12倍，達240萬。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人員的數量也從23.3萬增加到350萬。後斯大林時代的統治者們想要證明：蘇聯模式能夠造就一個幸福的社會，擁有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有創造力的人民。赫魯曉夫和主席團的其他成員，一致同意大幅削減勞動時間和稅收；他們增加了對公共住房、教育、群眾文化及衛生系統的投入。他們還著手進行現代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消費導向的工業建設，而這些在斯大林時代都是被忽視或取消的。按照俄羅斯歷史學家伊蓮娜·祖博科娃的說法，“當時政府的政策似乎真的開始面向人民了”。到20世紀60年代初，政府的社會政策和經濟增長提升了蘇聯人民，尤其是專業人員和學生即數量不斷增加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對於未來的信心。

赫魯曉夫發動的文化“解凍”和去斯大林化，也對蘇聯的現代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盡管它們絕不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主義文化的千篇一律的陰郁色調也開始消退。蘇聯公民不再那麽害怕政治鎮壓了，他們中不同的聲音開始多了起來。對國家的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的消極抵抗增加了，相對來說擺脫了國家宣傳的思想“綠洲”也開始變多了。這些新的變化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密切關注。傑裏米·蘇裏（Jeremi Suri）最近認為，20世紀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引發了異見運動，而異見運動反過來又與中歐的各種社會運動一起，開始對蘇聯政權的根基發起了挑戰。結果，克裏姆林宮的領導層就開始采取一種較為保守的、以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系為取向的外交策略。蘇裏的觀點誇大了異見運動的影響而忽視了蘇聯緩和政策背後其他的重要動機，不過，就把長期以來不相連貫的各段歷史聯系起來而言，它仍然是一次有益的初步嘗試。

在本章，我要說的是，“解凍”以及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對於蘇聯的對外政策並沒有立竿見影的作用，但與冷戰的結局卻有著直接的關系。它在蘇聯受過教育的社會階層當中造成了深刻的分裂，標志著蘇聯社會完全孤立於西方之外的狀態的終結。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削弱了蘇聯在意識形態上的共識。分析蘇聯官僚系統各個特定的群體（軍隊、秘密警察和黨的精英），以及工人、各民族和戰爭老兵等當中發生的變化，並不在本書的範圍。在這裏，要關注的焦點是在20世紀50年代嶄露頭角，並於三十年後——即冷戰的最後階段進入政治、文化生活核心的精英集團與網絡。這些自稱“六十年代人”的精英，是莫斯科和其他大的中心城市的“開明”官員、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他們銳意改革，想讓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加自由。他們的共同努力將為1985～1989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聯國際行為的突然轉向提供絕對必要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