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與緩和之路，1965～1972

我們的談判一定要心胸開闊，不能狹隘。我們做出的安排要能促進世界的安寧。

——1972年4月21日，勃列日涅夫致基辛格

1972年5月29日，理查德·尼克松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歷史上著名的克裏姆林宮的富麗堂皇而又古老的聖凱瑟琳大廳舉行了會談，簽署了一系列的雙邊文件，其中包括《限制戰略武器協定》《反彈道導彈條約》和“美蘇關系基本原則”。這個隆重的場面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的高潮，也是冷戰開始以來蘇聯國際聲望的最高點。

關於緩和的起源與意義，向來是眾說紛紜。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歷屆政府中的新保守主義批評者，一直在抨擊緩和，說它是對蘇聯的姑息養奸，是不道德的。他們還認為蘇聯是為了掩蓋其四處出擊以謀求軍事優勢的秘密計劃，才打出緩和的旗號。緩和的支持者則辯稱：在面臨著核恐怖的世界中，緩和是唯一審慎的選擇，是因冷戰而被割裂的歐洲重新統一的唯一途徑。近年來，由於蘇聯的解體，雙方都宣稱自己是正確的。批評者認為，裏根執政時的重新裝備和針對蘇聯的利益發動的全球性攻擊，有助於克服緩和後遺症並確保西方的勝利。支持者則堅稱，緩和對於結束超級大國間的對抗功不可沒，因為它無意中導致了蘇維埃帝國的“過度擴張”，並因此而成為蘇聯走向衰落和解體的因果鎖鏈中的重要一環。

緩和研究一直主要是針對西方，對於蘇聯方面的了解則是粗略而不完整的。先前的緩和研究大大增進了我們對於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政治狀況和政策制定過程的實質的理解。不過，這些研究中的問題在於，原始資料不足以及在西方的解釋與蘇聯的現實之間缺乏相關性。本章要嘗試著闡明蘇聯行為的動機，特別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身邊直接負責對外政策的那些人，對於從1968年至1972年這段時期的緩和政策的貢獻。我將考慮以下幾個問題：就緩和與西方的關系而言，在克裏姆林宮的政治鬥爭中，主要的爭論和動機是什麽？對於美國在越戰中的失敗和美中恢復友好關系這些重大的新發展，勃列日涅夫的領導班子怎麽看？當時美國似乎在走向衰落，而蘇聯在戰略上是否打算對此加以利用？

要分析蘇聯的緩和之路，必須從那些必不可少的背景因素入手。其中包括：赫魯曉夫之後的領導班子的集體思維；克裏姆林宮的政治鬥爭；1964年之後正統意識形態的回潮；以及在保守派與去斯大林化的新對外政策的支持者之間的持續的分裂。不過，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看法與態度，他的崛起和進入領導層，還有他在國際關系方面的觀點。在他的領導之下，在短暫恢復強硬路線之後，克裏姆林宮開始尋求與美國的和解以及在歐洲的緩和。

尼基塔之後的動向

尼基塔·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的下台使得決定對外政策方向的大權落到了政治局的領導集體手中，這些人是斯大林去世後在黨內崛起的第二個寡頭集團。關於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和1958～1961年的柏林危機，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對赫魯曉夫的虛張聲勢和冒險行為十分不滿。政治局委員德米特裏·波利揚斯基（Dmitry Polyansky）準備了一份關於赫魯曉夫所犯錯誤的特別報告，在其中有關對外政策的部分中，有下面這一段話：“赫魯曉夫同志草率地宣布說，斯大林沒有能夠滲透進拉丁美洲，而他[赫魯曉夫]做到了。但是，只有一個賭徒才會斷言，在現代的條件下，我國能夠給予該洲的任何國家以實際的軍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導彈是不起作用的，因為它們只會把需要援助的國家夷為平地。而且，為了保衛某個拉美國家，如果我們率先對美國發動核打擊，那我們不僅會成為反擊的目標，還會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這份備忘錄認為，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蘇聯的行為提升了美國的國際地位，損害了蘇聯及其武裝力量的聲譽。報告還簡要地提到“蘇古關系的嚴重惡化”。

波利揚斯基的報告借用了莫洛托夫在1955年反對新對外政策的許多觀點。波利揚斯基拒不同意赫魯曉夫的這樣一個觀點，即“如果蘇美達成一致，那世界就不會有戰爭了”。他認為這個看法是錯誤的，原因有幾個方面。首先，與美國的和解不現實，因為美國人“要爭奪世界霸權”。其次，它錯誤地把英國、法國和西德只是看作“美國人馴順的仆人”，而不是有著自身利益的資本主義國家。按照波利揚斯基的看法，蘇聯對外政策的任務是要利用“帝國主義陣營中各個國家之間的不和與矛盾，以此證明美國在該陣營中並不是擁有霸權地位的大國，而且也沒有權利假裝著扮演這一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