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和的衰退與蘇聯的擴張，1973～ 1979

蘇聯該擔心什麽？只有它自己的萎靡、松弛與懈怠。

——莫洛托夫，1972年5月

1979年的聖誕夜，歷史翻過了新的一頁。大批蘇聯的機械化部隊越過泰爾梅茲市附近阿姆河上匆匆搭起的浮橋，開始進入白雪皚皚的阿富汗群山之間的幽暗峽谷。蘇聯公民從國外的短波廣播中得知了這一消息。大約在同一時間，“阿爾法”和“別爾庫特”精英突擊隊猛攻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的宮殿，殺死了阿明及其家人和衛兵。克格勃成立了以阿富汗流亡共產主義者巴布拉克·卡爾邁勒（Babrak Karmal）為首的傀儡政府。幾天後，蘇聯的塔斯社宣布，此次入侵的原因在於極度復雜的局勢，“這種局勢將阿富汗革命的果實和我國的安全利益置於危險之中”。這個消息就連蘇聯大部分對外政策精英也感到意外。研究這一地區的專家對於此次入侵事先也沒有得到通知。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傑出的學者們立即意識到克裏姆林宮的那些老人的嚴重失策。阿富汗在歷史上就是個不可征服的地方，那裏生活著極端排外的穆斯林山民。不過，對於此次入侵公開表示抗議的只有一個平民，那就是蘇聯的異見人士和核彈之父安德烈·薩哈羅夫院士。政治局立即把他從莫斯科趕到高爾基市，讓外國記者無法采訪到他。

蘇聯的突然入侵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響，要遠大於1968年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類似的入侵引發的震動。後者並沒有中斷歐洲緩和的進程，對於美蘇戰略武器談判的影響也很小。1979年的這次就不同了。西歐的反應不一，但美國的報復來得是既快又狠。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及其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認為，入侵阿富汗可能只是蘇聯在戰略上向波斯灣突進的開端，那裏可是世界上石油儲量最多的地方。這顯然立即威脅到了美國最為重要的利益。白宮采取了一連串的懲罰性的制裁措施，凍結並擱置了與蘇聯有關緩和的大部分協議、談判、貿易以及文化交流。卡特甚至禁止將谷物賣給蘇聯，雖然這樣的交易本來是有利可圖的。他還向世界呼籲，抵制即將於當年夏季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

十五年後，從克裏姆林宮的档案中發現的新的證據表明，蘇聯領導層沒有任何進抵波斯灣的侵略計劃。學者們現在認為，當時主要是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的新形勢引發了蘇聯各位領導人的反應。塞利格.S.哈裏森（Selig S. Harrison）認為：“阿富汗政局的變化之快讓勃列日涅夫及其幕僚始料未及。事態的發展令他們身不由己，結果也是他們所不願看到的。”

事後看來，入侵阿富汗的行動雖然在一開始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其實卻是蘇維埃帝國超負荷運行的最初的信號之一。就仿佛是要證明這一點一樣，1980年夏在波蘭爆發了革命。作為反共的全國性的運動，團結工會的崛起對於蘇聯在中歐的地緣政治地位來說，威脅要大於“布拉格之春”。但克裏姆林宮的各位領導人決定不派部隊，結果讓波蘭革命一直持續到1981年12月。在這一決策中，擔心美國人報復只是個次要因素。沃伊捷赫·馬斯特尼寫道，“在波蘭危機中，莫斯科的處置方式並沒有受西方任何具體政策的重大影響”。

如果蘇聯入侵阿富汗是個災難性的誤判而非進攻性的計劃，那是否因此要重新評估之前的整個階段呢？正如許多有關20世紀70年代冷戰的書籍告訴我們的那樣，這是蘇聯與西方緩和的“高潮”迅速回落的時期。緊張的軍備競賽一如既往，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是如此；兩個超級大國在非洲，特別是在安哥拉（1975～1976）和埃塞俄比亞（1977～1978）大打代理人戰爭。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認為，由於蘇聯插手埃塞俄比亞與索馬裏之間的“非洲之角”戰爭，“緩和被埋葬在了歐加登的沙漠裏”。蘇聯對外政策的資深專家大多也都堅持認為，在1979年底之前，緩和的勢頭已經過去了。不過，他們把這歸咎於卡特政府與克裏姆林宮的各位統治者之間的誤解。

仔細考察美蘇兩國的國內狀況可以有助於我們理解緩和的勢頭為什麽會衰退。在美國，緩和這個字眼到1975年的時候已經變了味，它成了兩大政黨的許多政治家抨擊的對象。在與華盛頓關系惡化的問題上，人們對蘇方的態度研究和探討得較少。本章要探討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影響蘇聯對外政策走勢和維護蘇美關系良好勢頭方面的能力的逐漸減弱。隨著他本人興趣的減退與健康的每況愈下，官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其他諸多因素就注定了蘇聯在對外及安全政策上的放任自流和停滯不前，而且危險的是，還把手伸得太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