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衛軍的謝幕，1980～1987

國外幹涉行動的定額已經用光了。

——安德羅波夫，1980年秋

20世紀80年代初超級大國的對抗，讓人有似曾相識之感。瘋狂的軍備競賽，情報人員在世界各地的暗戰，還有激烈的心理戰，這就跟斯大林統治後期如出一轍。裏根政府也像杜魯門及艾森豪威爾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初那樣，想要逼退蘇維埃帝國。西方有人預言，接下來將是個危險的十年：“只要其領導人認為帝國的完整受到威脅，蘇聯就會不惜發動核戰爭。”

本章的重點是，在對抗日益加劇時的克裏姆林宮的行為。在勃列日涅夫統治的最後歲月和接下來在尤裏·安德羅波夫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領導下的兩年過渡期，蘇聯的政治經濟基礎開始惡化。包括中情局那些人在內的西方分析家，都覺察到了蘇聯糟糕的經濟狀況以及蘇聯對中歐控制力的動搖，但他們想象不到形勢實際上有多糟。1980年和1981年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以及華約其他國家在經濟和財政上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嚴重的依賴性，極大地削弱了斯大林建立的“帝國”。克裏姆林宮的統治者缺乏阻止蘇聯式微的政治意志與謀略。從1981年至1985年，克裏姆林宮的領導層從來沒有考慮過準備與西方最後攤牌之類的事情。

波蘭：柱石崩裂

1980年8月，格但斯克（Gdansk）工人的罷工釀成了波蘭共產主義政權的危機。團結工會大獲成功，尤其是這個看上去鬧哄哄的民主運動所顯示出的驚人的效率與協調性，讓克裏姆林宮的統治者及其顧問懷疑有“看不見的手”——也許是受過良好訓練、由外國資助的“地下組織”，在領導這場革命。在蘇聯人看來，更糟糕的是，這些“反社會主義勢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巨大支持。克格勃報告說，在團結工會、波蘭天主教、梵蒂岡以及美國的波蘭流亡組織之間存在著聯系。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Ⅱ）被認為是波蘭事態發展的最危險的煽動者。

波蘭革命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對蘇聯自身的邊境地區產生了溢出效應。1981年，克格勃報告說，受波蘭工人運動的影響，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幾個共和國，特別是拉脫維亞的工廠，發生了大規模罷工。1981年春，克格勃的尤裏·安德羅波夫告訴政治局，“波蘭的事態發展正在影響我國西部各省，尤其是白俄羅斯的局勢”。蘇聯當局在與波蘭接壤的邊境地區落下了一道新的“鐵幕”，終止了旅遊觀光、學生計劃以及與這個“兄弟”國家的文化交流。波蘭期刊的訂閱被取消，波蘭的無線電廣播也受到幹擾。

在蘇聯和世界各地，許多人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著克裏姆林宮接下來對團結工會運動的應對措施。莫斯科中央委員會的一些對外政策專家與華盛頓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都在擔心會出現那種人們所熟悉的前景：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入侵波蘭。不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並不願意那樣做。雖已年老昏聵，這位越來越孤獨易怒的總書記卻也不想同意再次采取軍事行動，尤其是針對波蘭人。

勃列日涅夫決定避免對波蘭采取幹涉行動，這在當時只有很少人知道。總書記實際上也並不在克裏姆林宮，而是隱居在自己的國家別墅。由於他不在，安全事務就交給了安德羅波夫、烏斯季諾夫和葛羅米柯這“三駕馬車”。米哈伊爾·蘇斯洛夫也扮演了一個顯要的角色，負責政治局處理波蘭危機的特別委員會。在這些人當中，國防部部長德米特裏·烏斯季諾夫要求出兵幹涉的理由最為充分：必須確保波蘭成為駐德蘇軍與蘇聯之間的重要紐帶。失去波蘭，華約也就毫無意義；實際上，華約總部就設在波蘭城市萊格尼察（Legnice）附近。以華約聯合武裝力量總司令維克托·庫利科夫（Viktor Kulikov）元帥為首的烏斯季諾夫的下屬們，幾次提出要不惜一切代價“拯救”波蘭。

克格勃主席尤裏·安德羅波夫是政治局決策圈的關鍵人物。他以前曾力主蘇聯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但是在1980年秋，安德羅波夫對自己的一位親信下屬說：“國外幹涉行動的定額已經用光了。”把自己當作勃列日涅夫的當然繼承人的安德羅波夫明白，如果再進行武裝幹涉，那將是他生涯中災難性的一著。在蘇聯幹涉阿富汗之後，歐洲緩和的形勢已是命懸一線，如果再入侵波蘭，就會讓它一命嗚呼，甚至還會使整個的赫爾辛基談判進程功虧一簣，那可是20世紀70年代蘇聯國務活動的最大成就。

就連蘇斯洛夫也認為，把社會中的一些民主人士吸收進波共政府，要比動用蘇聯軍隊更為可取。但這並不等於克裏姆林宮在波蘭問題上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政治局開始傾向於“畢蘇斯基方案”，也就是一種帶有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性質的獨裁體制，類似於20世紀20年代約瑟夫·畢蘇斯基（Jozef Pilsudski）建立的政權。“共產主義的畢蘇斯基”的候選人，有波蘭第一書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Stanyslaw Kania）和波蘭武裝力量司令沃依切赫·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將軍。1980年12月，勃列日涅夫按照預定的計劃告訴卡尼亞：“如果發現有人要推翻你們，”他說，“我們就插手。”整個會晤就是用蘇聯幹涉的可能性來嚇唬卡尼亞，讓他對團結工會采取嚴厲措施。但是這位波共領導人缺少實施這一擬議中的打擊所需的勇氣與決心。蘇聯宣傳部門的一位高級官員列昂尼德·紮米亞金（Leonid Zamyatin）從華沙回來時的印象是，這位波共領導人已經成了一個在酒精中尋求慰藉的極度神經質的人。因此，那種逼迫波蘭領導層采取行動的方式，會使他和他身邊的所有人都認為：蘇聯即將入侵。而在會晤的同時，華約軍隊在波蘭境內及邊境附近的地區恰好又在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就更讓人深信不疑——這與克裏姆林宮決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蘇軍的動作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