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4/10頁）

接著就是年齡的問題。想到這一點時，茂雄正走過卡卡阿克大街的一家生魚鋪子，而很多美國人在修車廠裏，或者在電影院裏，或者在教堂裏也同樣想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我轉身去投奔一個可能是日本共黨分子的人，我又怎麽知道我不會背棄我一直致力於維護的、自由的根本理念呢？誠實的人們向來能夠自圓其說。但如果那些顯然不那麽誠實的人找不到人來替他辯護，那麽公正又有何意義呢？”

就這樣，三個念頭在酒川茂雄的頭腦中交替出現，就像華爾茲舞曲似的。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最後，他將自己的苦惱對黑眉毛吉姆・麥克・拉費蒂和盤托出：“吉姆，首先，你作為民主黨的領袖，其次作為麥克・拉費蒂和酒川事務所的老板，如果你的合夥人替共黨分子辯護，你怎麽看這件事？”

現在輪到黑眉毛吉姆・麥克・拉費蒂在邏輯、情感、正直、愛國主義和個人利益的分叉路上疲於奔命了。他的一番回答之中有兩個有趣的要點，其實就是照搬他父親在波士頓的經驗：“對於民主黨律師來說，替弱者說話永遠沒壞處。”另一點是：“只要在咱們的合夥關系中，由我代表天主教，那你愛給誰辯護就給誰辯護。”接著，從他在夏威夷的經驗出發，麥克・拉費蒂又補充道，“對於一個19世紀以來首位日裔勝選者來說，要是被人家解除了公職，可真是奇恥大辱。”但出於謹慎，他拒絕提出具體的建議。

茂雄聽了麥克・拉費蒂的評論之後腦子更亂了。他又開始散步，一走就是好幾英裏，茂雄最終得出的結論初看起來似乎完全不相幹。他想起了明美——他的前任嫂子——說過的一句話，那是她離開夏威夷的那一天：“在整個夏威夷日本人群體中，我從未接觸過任何可稱之為思想的東西。”茂雄隨即想到：“我有一個思想。我有一個理念，將會將整個社區向前推進。”他決定絕不能危及自己的土地改革事業，於是茂雄拒絕了哥哥的請求。

“我不會為日本共黨分子辯護。”他說，“願上帝原諒我的怯懦，如果這可以稱之為怯懦的話。”

“至少我能原諒你。”五郎說。

這次曠日持久的掙紮可以解釋為什麽選舉季最終拉開帷幕時，酒川茂雄能夠懷著如此的決心，把土地改革問題當作頭等大事來談。他列出圖表，以說明堡壘集團及其成員是如何通過控制大型信托產業來控制夏威夷的土地。他教人們怎樣一寸一寸地解放這些土地。這樣做不僅是為了夏威夷社會，更是為了保護土地的價值，“好比南非鉆石商人每年只同意投放一定數量的鉆石，以保持其高昂的價格。如此處理鉆石的方式是合法的，一個人想買或不想買都隨他的願，但處理土地問題是不是也能如法炮制呢，畢竟土地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根本”。

茂雄手上最能激起公憤的圖表顯示了某些家庭十分渴望擁有自己的土地，而堡壘集團卻死死攥住那些土地尋求投機的機會。估價機關是唯堡壘集團馬首是瞻的政府，他們為這些土地給出的估值只相當於其實際價值的百分之二，而這些機構為三百名普通小商人賴以生存的一點土地的估價也僅有其實際價值的百分之五十一。“你們和我，”茂雄對聽眾們大聲疾呼，“實際上都在補貼那些大莊園。我們允許他們逃稅。我們縱容他們持有土地，而不是投放在市場上。我們放任他們隨意估價，借以逃避稅金。我並不是有意跟這些大家族作對。要是我自己能長著他們那種聰明的面孔，我真是求之不得。你我都明白，當他們把手中最後一塊土地賣給格裏高利公司去開辦新的大商店的時候，售價是三百萬美元。而他們根據什麽價格來繳稅呢？七萬一千美元。你和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我們聽任休利特家族扣著那些寸土寸金的地產，以實際價值的四十分之一來繳稅。”

在公園裏，在無線廣播和電視上，酒川茂雄將他的主要觀點解釋得淋漓盡致，當選民們問他是不是激進分子，推行的政策是不是大刀闊斧的俄式改革時，茂雄抑制著心中的怒氣答道：“不，我是一個保守的英國國會議員式的人物，我對夏威夷的所作所為，跟我這類人一百年前在英國所做的一樣。記住這一點。我是個保守的人。那些覺得這件事情可以無限期拖延下去的人才是激進分子。因為他們的路線會造成悲劇，而我的路線會引向民主的方向。”

但在每一次集會中，遲早都會有人來搗亂：“你不也是個日本共產黨分子嗎，就像你哥哥五郎一樣？”

茂雄為這個問題準備了一個聰明的答案。他垂下胳膊，眼神空洞地看著遠方，靜靜地回答道：“在任何一次美國式的選舉中，這個問題都說得上公平合理，選民有權得到公正的回答。我一直在想，怎麽才能用最好的方式給出我的答案？”他擺出一副思考的表情，過了一會兒，茂雄用一種非常放松的聲音開始說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