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3/10頁）

石井君的聲音低了下去，漸漸聽不到了。他長久地盯著這封致命的信，這是丈母娘寄來的——一位廣島女人——他無法懷疑其真實性。但接受她的說法就意味著珍珠港事件以來的十三年時間裏，他所憧憬的一切都是大錯特錯，他的生活等於成了一個笑話。兄弟倆十分體諒石井的心情，並不去提起母親常常在家裏提起的那些話。等到他們該去上班的時候，他們與矮小的老人——同時也是他們的姐夫——道了別，留下他一個人盯著報紙發呆。

當天上午十一點鐘，一位日本人跑著來到麥克・拉費蒂和酒川的律師事務所，用英語喊著：“耶穌基督啊！他跑到日本領事館，在台階上幹了那件事！”

茂雄感到嗓子一陣發沉，嘟囔著說：“石井君？”來人狂吼著說：“正是，他把肚子剖了個大口子。”

“我跟你一起去。”麥克・拉費蒂喊道，兩位合夥人便沿著努烏阿努大街驅車趕到那裏。自從日本人來到夏威夷的第一天起，這些羅圈腿的勞工們便在這裏找了很多麻煩。一群警察正在領事館等著救護車，救護車及時趕來時，茂雄說：“我是家屬，我跟著一起。”但那位瘦小的勞工領袖已經一命嗚呼了。在他的心目中，如果祖國戰敗了，那麽自己唯一可以做的榮耀的事情就是向天皇表達自己的痛苦，於是他來到天皇的領事館，左手拿著太陽旗，按照國家的制度做出了那種行為。隨著他的死亡，“必勝軍團”也隨之消亡，日本戰敗的悲傷情緒最終傳到了夏威夷，甚至到達了最最遙遠的日本人聚居區。

葬禮結束後，茂雄面臨著那一年最困難的決定。五郎有一天黃昏時匆匆趕回家，報告說：“共產黨員的審判下個月要開始了，羅德・波克想讓你為他辯護。”

茂雄垂下了頭：“我就知道，早晚有這一天。”他說，“但是他為什麽非要在我馬上要競選參議員的時候找我呢？”

五郎答道：“那正好是立案的時候。你要不要接這個工作？”

茂雄預感到，共產黨員會找自己當代理人，他也試圖編造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來回應這種邀請。然而，雖然預先想好答案來應付諸如“我們下個禮拜要不要去拉海納鎮？”這樣的問題很容易，但要預測出更加復雜的、更具有倫理性和情感糾葛的問題——例如：“我作為律師，是否有義務為共產黨員提供法律援助？”——就不是那麽輕而易舉了。

“我多希望你沒有來找我。”茂雄退縮著說。

“我多希望羅德・波克沒有來找過我。”五郎反駁。

“你決定要幫助他？”茂雄問。

“是的。如果沒有他，就沒有我今天的一切。”

“但是你明知道他有罪。”

“我想是這樣的，”五郎做出了如此的設想，“但是就算是共黨分子也有權得到公正的審判，也有權得到一名辯護律師。”

“為什麽找我？”

“因為你是我兄弟。”

“我沒辦法馬上給你答復，五郎。”

“起初我也沒辦法，”五郎說，“你慢慢想好了。”

於是茂雄花了好幾個小時沿著卡卡阿克的大街信步走著，思考自己究竟如何是好。他分析道：“在夏威夷我有一項壓倒一切的責任——建立土地立法。要在這方面有所進展，我就必須接連當選。如果我為羅德・波克辯護，那勢必就會丟掉豪類手中的所有選票，而顯然，在上次選舉之中它們已經是我的囊中之物，那就意味著11月的選舉我將會遭到慘敗。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應該拒絕。

“可是羅德・波克並不是唯一的被告，還有他的日裔妻子和兩個孩子。如果我出庭為這些人打抱不平，就可以將日本僑民的選票牢牢攥在手心裏，因為我有膽量為弱者出頭。這麽看來，雖然我這次會輸，可在下次選舉，還有之後的每一次競選中，我的實力將會增強。

“可是，再者說來，是否應該以我個人的利益來做出這個決定？一個被控有罪的人有權得到律師，當整個社會都激烈反對他的時候，從道德上來說，他的權利理應得到最大的彰顯。總得有人去為羅德・波克辯護，而我責無旁貸。

“然而，我可不是什麽平常的、沒有利益關聯的律師。從19世紀算起，我還是首位進入參議院的日裔議員。我還有機會再次當選。如果哥哥五郎來代表勞工組織，我就能一舉兩得，成為所有日本移民的代表。這是我身上最主要的擔子，可不能隨便撂挑子。

“但家裏除了五郎和我以外，還有別人。還有忠雄，還有實，他們為了保衛理想中的美國獻出了生命。而他們自己則沒能活到那一天。當然，在夏威夷這裏還沒有實現那個理想的美國。然而在意大利和法國戰場上為保衛美國而戰的同時，他們其實已經見證了理想中的美國。五郎和我也是如此。我們所發現的東西，毫無疑問正在受到日本共產主義陰謀的威脅。那麽，我又如何能夠走上法庭，為那些明確了身份的日本共產黨分子進行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