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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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州位於燕山府以南，真定府以北，正好處在從燕山到真定一條由東略略偏西的南北大道的中心點上。它東西又與雄州處在平行線上，高低位置，大略相等。

五代末季，雄才大略的周世宗發動全面進攻，迅速從契丹貴族手裏收復瀛、鄚等州。兵鋒所向，契丹人望風奔潰，幽州城內的統帥部已準備倉皇北撤，收復燕雲十六州、進而統一全國的大業似乎已是指顧間的事情。由於一個偶然因素，在那關鍵時刻，周世宗忽然染上熱症死亡。後來的宋太祖趙匡胤沒有能夠在這結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成周世宗未竟的大業，但在思想上並未放松過為統一全國做準備工作。他重視周世宗新收復的土地，加強了那裏的政權建設，劃出鄚州一部分的地區置保塞軍，他的兄弟宋太宗趙光義又改保塞軍為保州，它與平行線上的雄州一樣都是宋遼接界處的邊境重鎮。

世代居住西陲，並且早已成為熙州土著的馬氏家族本來與北邊的保州風馬牛不相及，自從政和八年馬政接受任務，第一次出海與完顏阿骨打舉行“海上之盟”的外交談判以來，他就深深感到任務的艱巨性和重要性，絕非一年半載內就能輕易解決。為了出海航行的方便，到了第二年，他就悄悄地把自己那個簡單的家從西北邊庭遷到京東東路黃海之濱的牟平縣。

隨著形勢的發展，即使遷居到牟平縣也遠遠不能適應需要。這時他看到朝廷已經有了與遼一戰以收復燕雲諸州的決心，正在積極籌備軍事行動。他除了本身的外交活動外，也參與了軍事策劃，並且提供了必要的情報。又是為了工作的需要，他再次把家從牟平遷到宋遼邊界的保州。

海上之盟引起了兩次伐遼戰爭，伐遼戰爭的失敗導致了金人的入侵。根據這條順理成章的邏輯，後來有人追溯北宋亡國的原因，歸咎於海上之盟。最早參加海上之盟並且一直起著積極作用的馬政，相應地也成為造成北宋滅亡的罪人。運用這條簡單邏輯的人忘記了海上之盟不能為伐遼戰爭的失敗負責，伐遼戰爭不能為金人入侵、北宋滅亡負責，如果處理得好，這些戰爭都可能發生完全相反的結果。問題在於北宋末年這個腐敗透頂的政府、腐敗透頂的宣和天子和當時的權貴集團，已經為亡國制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可以說他們無論幹什麽，最後都逃不了亡國的命運。

放過這些最本質的原因不談，而把責任追究到少數幾個執行政策（還不一定是錯誤的政策）、實心辦事並確有成效的具體人員，這種論斷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歷史的客觀實際。

要了解背上“海上之盟的罪魁禍首”這口黑鍋的馬政，只要看看他在兩年之內三易住處這件小事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不能脫離歷史的具體條件來評論人物，兩年之內，三易住處，對於普遍抱有安土重遷思想的當時人來說是很不尋常的事情。但馬政這樣做確實很有必要。宣和三年冬，完顏阿骨打襲破遼的首都中京，天祚帝南逃燕京，接著又西入陰夾山的鴛鴦泊，從此就把他的政權建立在有水草可逐的流動的“奈缽”中。這條頭等重要的消息，就是馬政遷居邊境保州後，派人潛入遼境覘探得知的。可笑當時的知雄州和詵，身為邊境地方長官，負有“覘探敵情”的正式任務，手下還擁有一整套“刺探”機構，對這樣重要的消息竟然一無所知。他是依靠制造假情報，或者半真半假的情報來取得朝廷信任的，從而積極主張發動伐遼戰爭，還覬覦副都統制之職，想與種師道爭一日之短長。

單從這一點上來看，馬政與和詵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可是在當時的官場上，像和詵這樣的官兒比比皆是。他有本領包攬情報工作，制造假情報，高唱伐遼，從而影響了朝廷的決策，這在當時已被公認為是個了不起的邊才。

明知道任務有危險，自己身膺王命，說不得只好舍命去幹，但決不能把愛子親兒拉進去，免得發生不測時，父子同歸於盡，這又是常識的做法。如果這樣做，誰也不會提出異議，但是馬政經過與完顏阿骨打一度洽談後，偏偏又把親子獨兒馬擴拉進去做自己的助手，參加“海上之盟”的談判，甘冒極大的風險而不知回頭。

明知道局勢發展到這一步，戰爭已無可避免，把家遷到距離戰地較遠的地方以策安全，這也是常識的做法。凡是身歷其境的人都會這樣考慮問題。例如那個高唱伐遼、慷慨陳詞，表示願意獻身疆場的知雄州和詵，沒等到西軍開抵雄州，先把自己的家悄悄地遷離是非之地，搬回到非常安全的濮州鄄城老家去。借口總是容易找的，或者是老母病了，要回鄉去頤養，或者老婆要做產，在前線邊城不方便，再不然說得更加漂亮一點是，把家庭遷走，包袱卸掉，自己就好輕裝上陣。總之隨便他怎樣說都有十足的理由，絕不會受到任何非難。而做著與他完全相反的非常識的事情的馬政，卻也沒因此受到朝廷的表揚。人們議論他，頂多是：“這個古怪的人這會子把家遷到前沿來了，想是戀妻愛孫，舍不得遠別，再就是貪圖安逸，省得兩頭奔跑。”很少有人願意承認他的搬家是為了“王事”之需，是為了覘探敵況、商量軍情的方便。他們又怎能體會到他搬家的進一步的用意是在於表示破釜沉舟，不惜以全家的生命為事業之殉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