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4/9頁）

在中國，財富是通向高官和權力的必備之物，它能為你打開仕途之門，它能保護你免於受到損害，它能幫助你結黨聯盟，它是與人交往的潤滑油。任何一個高級地方官員，如果不用大量金錢在京中結交當道，他很快就會失去靠山而丟官。在小說《太平天國紀事》中，有一段寫到主人公——供職於常勝軍的一個中國文人——對一些英國人描述他的曾祖父——一個大學士——退休時花了多少錢：

“向皇帝辭行的日期已經定下來了，要保證見到皇帝，他還不得不花錢開路。因為是大學士，他已經是在京城了，因此不必為進京花錢。但是他還得花好多錢，首先是皇城的門衛，其次是紫禁城的門衛，再次是禦殿的侍衛們，打發了這些人之後，他還得打發宮廷內侍、內務府總管大臣、掌儀司郎中、傳導官、總管太監等及其他一些人，這樣他才能到達禦前。”

“如果他拒絕這樣做會怎麽樣呢？”伯吉斯先生問。

“那他就會因為沒有覲見皇帝被指控目無君上、對君不忠，這樣他就很可能被拿問審判，流放邊疆，這是一種活著的死刑；同時他的家產會被悉數沒收。

“我曾祖父花了二十五萬多兩銀子才見到了皇帝。……他給皇帝和皇後送禮花的錢更多。”[40]

有報道說，1895年李鴻章被褫職奉命進京時，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政敵的傷害，被迫在朝廷大臣及其他各色人等中花了一筆800萬兩銀子的巨款——相當於850萬美元。[41]李鴻章得以坐鎮直隸達25年之久，原因之一很可能是他定期向慈禧太後和其他朝廷大臣贈送厚禮。[42]這一現象如此普遍，已經成為官場活動的一部分，因而，在官方記載中，即使有，也很少提到它。然而，這一點從李鴻章的品性、其權位的取得和鞏固、他用財富獲取巨大政治權益的政治智慧、以及他視財富為向權力奮鬥的基本工具等諸方面很容易推測出來。

據認識李鴻章的西方人士描述說，李鴻章的私人生活是很簡樸的。他飲食簡單，習性謹嚴。[43]他在給父親及朋友們寫的碑文中，以典型的儒家思想強調節儉的觀念，因而在西方人士中，他是以貪婪吝嗇而臭名昭著的。[44]盡管李鴻章否認這一指責[45]，但是他顯然不願意輕易花錢，除非是花到有用的地方。

有錢就有權，正因為如此，李鴻章才對它孜孜以求。也是出於這同一個原因，他使用金錢時審慎小心，但是一旦需要，他也能慷慨大方。金錢使他通向朝廷的聯絡渠道暢通無阻，也使他得以聘用能幹的幕友。他相信以名利相誘具有廣泛的號召力，這是使人們將其精力貢獻於某一特定目的的最佳刺激物。[46]他支付給幕友的薪金是多少從無知曉，但是其中許多人的確在他手下發了大財。不過，李鴻章得以身居高位、腰纏萬貫並羅致幕友，卻是依賴於三個支柱中的第三個，也就是最後一個，即他的體格和品質。

李鴻章品性的諸多方面中，最突出的乃是他對做官和獲取名利的強烈願望。這一願望大多數中國人都有，但是對李鴻章而言，做官幾乎就是為了做官，別無他意。

李鴻章20歲北上進京時，在下面這首詩中抒發了他的抱負，同時，也預言了他未來的生活道路：

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丈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欲封侯。

定須捷足隨途驥，那有閑情逐野鷗。

笑指盧溝橋畔月，有人從此到瀛洲。[47]

在本詩首行中，李鴻章表示他年屆20，已為成人，正在去碰運氣。清代以前，外出旅行時隨身帶劍是很普遍的事情。第三行暗示他將成為一代碩儒，遠邁前賢。第四行中用一“侯”字，意味著他想要竭力仿效漢代班超這樣偉大的軍事將領。班超在“三千裏”外的邊境上因抗擊匈奴而被封為“侯”。傑出的學者和政治家常常被比作“驥”，李鴻章也打算踵步前賢。盧溝橋即北京城外著名的馬可·波羅橋（Marco Polo Bridge），許多名人曾從這裏取道進京，取得了彪炳青史的功名，而這正是李鴻章的抱負所在。[48]

在寫於同時的其他詩中，李鴻章更進一步抒發了他的宏偉抱負。他痛惜虛擲了20年光陰，無所事事，說為了有所作為，他必須離鄉赴京，那裏有許多著名學者，他可以跟著他們讀書學習。[49]他將“功”、“名”二字作為奮鬥目標[50]，發誓要趁著年輕努力用功，以便能成為達官顯貴。[51]縱觀他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除了沒能成為名儒之外，這些詩中表達的其他願望幾乎都實現了。

曾國藩評價李鴻章，說他是“拼命做官”[52]。這一評價的確是中肯的：從1862年李鴻章擔任江蘇巡撫時起，到1901年他辭世時止，幾近40年，除1882年因奔母喪離職數月外，他從沒有離過職。即使在1895—1900年這一段聲名狼藉的時期，他仍舊保留著幾項官職，並期望有一天能東山再起。大多數中國官吏是逃避責任，而李鴻章卻似乎是伸手包攬責任；他從不推卸令人棘手的任務，總是被寄望做創始性的工作。[53]他崇拜韓愈（768—824）[54]，似乎也遵循著韓愈的訓誡：面對政敵和公眾的反對，要勇於鬥爭，決不後退。然而，韓愈為之奮鬥的是捍衛儒學，他決不會贊成李鴻章幾乎是為官位的盲目獻身。[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