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6/9頁）

李鴻章對公眾的感情顯得很敏感，似乎還不時地投其所好。人們會有這種印象：盡管他身為高官且出身世家，但是在他和人民之間卻有某種親密的關系。他施政是嚴厲的，但他又是務實的、有人情味的，雖未免粗暴但治事有方——這些品質一般人是能夠理解的。

在與李鴻章親近的人中，李鴻章是以其熱情親切和富於幽默感著稱的。他的曾侄孫李家煌憑著從先人那裏得來的印象，描繪出他的形象是幽默、快活、機敏的。[80]另一方面，他又以其言詞粗魯（如果不是粗野的話）、性情乖張、傲慢無禮而聞名。他承認自己性情不好，因為這往往讓他吃苦頭，[81]但是對其他毛病他似乎並不想改正。他那粗魯的言詞是用來威嚇與他作對的人的，但是一旦他們予以堅決抵抗，他也會軟下來。他的傲慢無禮根植於其自信，他深信自己聰明能幹，從不認為應該把事實隱藏在虛偽謙和的外表後面。他曾宣稱：“鴻章生平不慣作偽人。”[82]義和團起義期間，一個外國通訊記者對他說，人們普遍認為他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對付這種局勢的人，他答道：“我亦相信。”[83]

李鴻章謚號“文忠”中的“忠”，意思是“忠誠”，這是李鴻章最主要的品質之一。他以對中國和清統治者的極其忠誠而聞名，他在給朋僚的信函中也屢屢表述之：“我輩受國厚恩，義未可以言去，只有竭力支持，盡心所事而已。”[84]“弟任重事煩，時虞隕越，加以內顧多戚……”[85]

除對朝廷極其忠誠外，李鴻章對朋友、同僚、老戰友、家庭、親戚和老師也忠心耿耿。從西方的、民族的觀點來看，這顯得很荒謬，特別是由於對個人的忠誠乃是中央集權衰落的根本原因。但是，對於受儒學熏陶的、重視文化傳統的中國人來說，這種差異或是不甚明顯，或是二者毫不相幹。重要的東西乃是“仁”，即對人類情感的關心。李鴻章忠於朝廷，正是因為他能忠於朋友。一個人們必須在國家和家庭之間二者擇一的世界，是一個不適於人類居住的世界。秦王朝及其法家曾經主張建立一個這樣的世界，結果被推翻。當李鴻章和沈葆楨考進士時的房師孫鏘銘（蕖田）在浙江遇到麻煩後，李鴻章代為求人，請閩浙總督左宗棠幫助他找些事幹以維持其生計。[86]數月後，李鴻章又致函江西巡撫沈葆楨，看他能否在西江地區（廣西和廣東）幫助孫鏘鳴覓一官職，因為在浙江和江蘇很難找到差事。[87]鎮壓太平軍和撚軍時在李鴻章麾下效力的老兵們經常得到他的幫助，對於那些為國捐軀者，他為其奏請封典，並力圖保證其家屬得到供養：

楊紹銘軍門鼎勛在敝處統帶勛字營，隨同南北征戰，卓著勛勞，今夏在滄州減河防所病故，業為瀝懇聖恩，予謚忠勤，廟子建祠，典禮優厚，足酬藎勚而慰忠魂。惟其身後凋零已極，上有七旬老母，內有孀婦孤兒，兩兄鼎清鼎鼐未可寄命托孤。弟與同營諸統帶劉省三、郭子美等再四籌商，以有功軍國、死綏仗義之人，吾輩不為經紀，何以對亡友於地下？因令楊鼎清等奉其母與忠勤靈櫬回蜀，派郜荻州觀察護送前去。[88]

李鴻章對其發跡之地頗為自豪，對安徽事務及安徽人的生活狀況饒有興趣，對安徽同鄉的生活甚為關切，他捐款支持安徽的工程建設[89]，獎掖有才華的安徽人，為其謀官求職[90]，對家鄉的愛溢於言表。[91]《廬州府志》的修訂和出版——即《續修廬州府志》——一事由李鴻章之弟發其端，他死後李鴻章親自出面，把家庭其他成員和同府同鄉如劉銘傳等人羅致在一起，共同主持其事。[92]

李鴻章在其一生中表現出的對朋友的忠誠幾乎已經成為傳奇。有一次他寫道，雖然忠誠、誠實為品行端正之根本者，但是一個人如果沒有朋友，則此種品質是不可能得到的。朋友的作用在於指出對方的弱點，故而，朋友之間應當平等相待，交朋擇友則須謹而慎之。朋友的批評與個人完善自己的願望相結合，就可以產生你所盼望的忠誠和誠實。[93]交朋友也是為了在你身處困境時有人能幫你一把，而你也有義務用你的影響去幫助他們。李鴻章是如此堅定地信奉這一原則，以至他甘願冒著丟掉自己職務的危險去身體力行這一原則。在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一案中（見第四章），李鴻章從曾幕中辭職而去，這不僅僅是為了援助李元度，也是為了堅持忠於朋友這一原則。可是，這似乎是李鴻章最後一次采取如此堅決的行動。他在辭職期間，顯然開始認識到這種強硬的立場除了使自己受到傷害外，沒有任何益處。考慮到牽涉其間的人之常情，他用一種更為慎重的態度審視了自己的這一行為。他雖然仍會向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他會減輕對各當事人的傷害。1863年6月29日，李鴻章就曾國藩調黃翼升（昌歧）到兩淮地區一事致函曾國藩，決心留住黃翼升（其人為“水師”大將），他是從以下幾方面來辯駁曾國藩的：士氣、戰略，還有……最重要的是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