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4/15頁）

李鴻章的第二個謀士是郭嵩燾（1818—1891），他和李鴻章是丁未同年並同為翰林，亦曾在曾國藩幕府中供職。雖然郭嵩燾只是在1862年在李鴻章的幕府裏待了幾個月，但是，終其一生，李鴻章一直是他的密友、知己兼保護人。由於李鴻章的推薦，郭嵩燾被委為蘇松糧道（1862），之後又署理廣東巡撫（1863—1866），並於1875年成為第一個中國駐英公使。早在1859年他奉命協助僧格林沁抵抗西方軍隊進攻北京時，郭嵩燾就公開譴責用武力對付外國人的政策。他的看法是，外國人所要的只是與中國貿易通商的權利，如果中國政府以理代力，可保帝國百年無事。由於郭嵩燾最敢於直言主張與西方妥協，他便成了保守派攻擊的首要目標。在他1876年去英國及其日記出版後，保守派對他的攻擊更加猛烈，因為他在日記中說，西方具有悠久、發達的文明，它勝於其他蠻族文化。他倡議進行長遠的改革，甚至主張改變中國的基本的組織結構及制度，希望看到在全國遍采煤鐵礦、遍設鐵路。雖然李鴻章同意他的觀點並盡全力保護他，保守派的猛烈攻擊還是迫使李鴻章告誡他要更加小心謹慎。1879年，郭嵩燾奉召回國，考慮到去北京會危及他的生命，遂徑回湖南老家賦閑。然而，直到1891年去世，他一直不斷地寫信、上奏支持李鴻章的政策。[29]

李鴻章的第三個謀士是薛福成（1838—1894），他是1857年的秀才，江蘇人，從1865年到1872年在曾國藩幕府中供職。1875年應邀入李鴻章幕府做文案，一直到1884年由李鴻章推薦被任為浙江省的一個道台。後來，他成為中國駐英公使（1890—1894）。在李鴻章幕府期間，他充當李鴻章國家時事問題方面的謀士。他在外交代表制問題上的見解促使朝廷在1875年向西方國家派駐了公使。當時他說，有必要在科舉考試中創設一項專與外事有關的科目，以鼓勵才智之士學習外事。他認為，中國正在遭受外國人的欺騙，因為中國缺乏國際法知識和近代外交知識。[30]他的許多觀點被吸收入1876年的《煙台條約》之中；1881年他為近代中國海軍擬訂了一套章程；也正是在他建議下，1882年中國軍隊在漢城兵變後被派赴朝鮮。[31]起初，薛福成曾認為郭嵩燾的改革思想太激進，但是當他1890年成為中國駐英公使後，親眼看到了郭嵩燾所談過的情況，他的觀點也就大體與郭嵩燾的觀點相一致了。[32]他認為，議會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科學、義務教育、政府鼓勵工商業、使用機器創造財富和供養人民是歐洲既富且強的原因。[33]

三謀士中，薛福成入幕最晚，也最講實際。由於和西方人的接觸——馮桂芬在上海，郭嵩燾和薛福成在歐洲——這三個人都睜開了眼睛看世界，並將他們的思想傳給了李鴻章。即使在他們離開李鴻章的幕府之後，他們也都還繼續為李鴻章出謀劃策。在其長期仕宦生涯中，李鴻章是主和論的鼓吹者，也是洋務派的首領之一；他贊同外交代表制，支持培養中國人學習外文和科學，有好幾次他公開表示主張改革科舉制度，使之包容西學，以便吸引那些聰慧才智之士學習這些學科。由於馮桂芬和李鴻章訂交較早，馮桂芬對李鴻章的影響可能也最大，而郭嵩燾和薛福成則無疑豐富了李鴻章的思想，支持了他的見解，同時，郭、薛二人也是李鴻章西學知識的來源。

李鴻章以其幕府和其職權為工具培養人學習西方技術。他不允許部將坐吃老本，而是鼓勵他們虛心學習西方先進事物。他批評程學啟和郭松林“堅僻自是，不肯求教”，而贊揚劉銘傳希求上進，希望淮軍駐上海期間（1862—1864）劉銘傳能“資取洋人長技”[34]。這種政策給李鴻章帶來了好處，也給中國帶來了好處，因為他的幾位部將最終官至高位並積極投身於興辦洋務企業之中。在李鴻章的扶掖下，早年曾從事走私勾當的劉銘傳從一個安徽地方團練首領起家，最後成了淮軍名將，之後，作為首任台灣巡撫（1885—1891），他又圓滿地整頓了該島的軍事防務、用人行政及稅收機構，還建立了學校，鋪築了街道，架設了電線，引進了西式郵政制度，延長了原設電報線路，鋪設了台灣和福州間的海底電纜，修築了中國最早的鐵路線之一（長62英裏）。[35]

關於李鴻章的其他部將。張樹聲，他曾經是合肥一個團練首領，李鴻章淮軍宿將之一，官至總督。劉秉璋，安徽人，1860年中進士、選翰林，淮軍初期曾在李鴻章手下任職，也官至總督。[36]丁壽昌，合肥人，李鴻章老友，撚軍覆亡後一個時期內為銘軍部將，1870年代成為天津兵備道。1877年底，有一個委員會按照李鴻章的指示為開平礦務局的建立制訂章程，丁壽昌還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