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15頁）

至於工商企業的建立和經營，李鴻章主要依靠上海、廣東的商人或買辦。輪船招商局的首任總辦朱其昂就出身於上海一個擁有沙船、從事漕運業的商人家庭。[38]1873年，繼他任輪船招商局總辦的唐廷樞（唐景星）及唐的副手徐潤，以前都是買辦，他們是廣東人，在上海做買辦。中國第一個國有棉紡織廠的創建者、後又與電報局有關系的鄭觀應，以前也是個買辦，而且也是廣東人。通過這些人，李鴻章得以保證他的企業得到上海和廣東商人和買辦們的財政支持。[39]

盛宣懷的經歷可以生動地說明新舊中國之間的鴻溝是怎樣在李鴻章努力下溝通的。盛宣懷是以科舉正途開始其人生歷程的。但是他除撈了個秀才（1866）外，沒有取得過更高的科名，這是他終生引為憾事的。靠著一個做李鴻章幕友的朋友的推薦，他在1870年應邀加入了李鴻章淮軍。李鴻章移任天津時，盛宣懷跟著淮軍，繼續做李鴻章的幕友，負責糧餉供應。1871年，他脫離軍職，受李鴻章委派去遭受洪澇、饑荒災害的直隸賑災。直到這時，他還一直是沿著中國傳統的路子走著。1872年李鴻章建立輪船招商局，盛宣懷協助制訂章程，從這時開始他成了李鴻章的主要經濟顧問，他的這一角色一直持續到1895年李鴻章失勢。在這期間，盛宣懷成為輪船招商局的督辦，同時又是中國電報局的總辦。他還參與了一些煤鐵礦和紡織廠的籌建經營工作。他是被李鴻章委以這些差事的，因而他要直接向李鴻章負責這些企業的經營，保證它們的成功。然而，他負責經管這些企業並沒有妨礙他擔任與此無關的海關道職務，先是東海關監督（在煙台），後是津海關道（1892—1895）。因而，盛宣懷是既當幕友又當官僚，能夠腳踏新舊中國兩只船。[40]

李鴻章幕府中被委以洋務者，“歸國學生”人數最多。在當政期間，李鴻章主持派遣了學生赴歐美學習海陸軍、開礦、通訊等等。這些學生學成回國後，許多人入了李鴻章的幕府。李鴻章是為數不多的認識到赴美幼童們在美國所受教育的價值的官員之一。他是幼童留美的發起人之一，當1881年這些幼童們被勒令回國後，他把許多人安置在了自己手下。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被送到他在天津新建的水師學堂和魚雷學堂，其他有些人則進了電報學堂，有些人被送到天津以北的開平煤礦，還有些人則進了李鴻章在天津建立的醫院中。這些人中有許多人最後又進了外交界。[41]留美幼童們還太年幼，因而在李鴻章當政期間他們在李鴻章幕府中還不能充當重要角色，然而，有三個年齡較大的歸國學生，在1880年代中期開始成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他們是馬建忠、羅豐祿和伍廷芳。

馬建忠（1844—1900）出身於江蘇一個縉紳家庭，早在太平天國時期在上海他就引起了李鴻章的注意。他在那個條約口岸的經歷使得他成為“西化”論的鼓吹者，1870年代他被李鴻章派往法國學習，以便更多更好地了解西方。他曾一度在駐巴黎的中國公使館任參贊，1870年代末回國。[42]回國不久，李鴻章就在一封信中提到，馬建忠正在“講習交涉律例”，正在搞翻譯，也正在被培養做外交工作。[43]1881年，李鴻章派他以非官方使節赴印度商討解決鴉片問題；同年，他擬定了準備用作美國和朝鮮談判藍本的條約草案；1882年，談判締結朝美、朝英和朝德條約時，他還充當了李鴻章的代表[44]；同年，他作為李鴻章的特使再次返回朝鮮，參與鎮壓大院君叛亂。1884年，李鴻章將其轉入商界，任命他為輪船招商局會辦，他任此職一直到1891年。1895年，他陪李鴻章赴馬關談判，次年又陪李鴻章環遊世界。[45]在其有生之年，他將其古典文化知識與近代語言素養相結合，寫成了中國第一部權威的現代語法著作——《馬氏文通》，於1898年出版。[46]

羅豐祿是跟隨李鴻章數年的海軍事務秘書（Naval Secretary）和親信，福建人。1871年，羅豐祿以名列前茅的成績從福州船政學堂航海學校第一期畢業，之後成為郭嵩燾駐英公使館的隨員。[47]他加入李鴻章幕府的確切時間尚不清楚，但在1881年10月，李鴻章評價他說：“羅豐祿學有根柢，當差甚勤。”[48]羅豐祿是李鴻章的機要秘書、海軍事務秘書、翻譯和內勤總管，一直到1897年，通過李鴻章施加影響，他成為中國駐英公使（1897—1901）。他不僅熟知歐洲的風習禮儀，而且精通英語口語和書面語。[49]1896年李鴻章訪問歐洲時那機智的談吐和得體的措詞受到公眾的贊揚，這多半要歸功於羅豐祿，是他把李鴻章在各次歡迎會招待會上的致詞譯成英語的。羅豐祿把李鴻章在維多利亞女王留言簿上寫的一首中國古典詩用莎士比亞風格譯成了英文，獲得了英國女王的歡心。[50]然而，盡管他受過西方教育，但他卻拒絕采用西醫治療嘴唇上的惡性腫瘤，從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他並不懼怕死亡，竟異想天開地解釋說，也許因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既不知道天堂的快樂，也不曉得地獄的懲罰。[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