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入長安（第2/4頁）

王獻忠一行剛剛進入開遠門（長安西北門），恰好和郭子儀迎面相遇。郭子儀大聲呵斥，王獻忠連忙下馬拜見，說：“如今皇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廢立天子就是您一句話的事，令公何不順勢而為？”

郭子儀怒視王獻忠，一言不發。

王獻忠訕笑著說：“令公為何不說話？”

他話音未落，郭子儀就已命左右沖上前去，把他一下子按倒在地。王獻忠手下面面相覷，可懾於郭子儀的威望，沒人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隨郭子儀掉頭西行，去追天子車駕。

十月八日，代宗一行逃到華州（今陜西華縣），當地官員都跑光了，無人供應膳食，代宗和護駕禁軍又冷又餓，處境極為狼狽。就在這個時候，駐守陜州的觀軍容使魚朝恩馬不停蹄地趕來救駕了。

饑寒交迫的代宗李豫頓時百感交集。

危難時刻，文臣靠不住，武將也靠不住，還是宦官最貼心啊！

十月九日，吐蕃軍隊兵不血刃地占領了長安。

同日，吐蕃大將馬重英與唐朝降將高暉一起導演了一幕鬧劇：擁立廣武王李承宏（玄宗堂兄邠王李守禮之孫）為帝，翰林學士於可封為宰相，同時又改年號，設百官，忙了個不亦樂乎。

隨後，吐蕃人開始燒殺搶掠，“剽掠府庫市裏，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早早就卸掉武裝、躲藏在民間的禁軍官兵，此刻非但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抗吐蕃人的暴行，反而趁亂加入了搶劫的行列。長安士民不堪其擾，紛紛逃出長安，躲進了終南山。

十月十二日，代宗在魚朝恩的護衛下逃到陜州，四散逃命的文武百官才陸陸續續前來見駕。郭子儀行至禦宿川（今陜西長安縣西南），得知天子已經脫離危險，便決定不去陜州，而是沿秦嶺山麓東行，前往商州、武關等地集結部眾。他對王延昌說：“潰散的禁軍將士大部分都在商州，我們現在趕過去，把散兵遊勇召集起來，同時征調武關（今陜西商縣西北）的衛戍部隊，不出數日，便可北上藍田，反攻長安。”

此時此刻，郭子儀麾下僅有三十名騎兵。

吐蕃入寇長安的這一年，郭子儀已經六十七歲了，歲月的風霜早已染白了他的雙鬢，仕途的坎坷也屢屢對他造成了沉重的打擊，然而這一切卻不曾磨滅他匡扶社稷、保家衛國的勇氣和信念。

如果沒有郭子儀，長安的收復很可能會遙遙無期，而代宗李豫的逃亡生涯無疑也將被大大延長。因為，當代宗逃到陜州並向四方發出勤王詔書後，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各道節度使居然因痛恨宦官專權而對朝廷心生不滿，因而按兵不動，沒有人向關中派出一兵一卒！

這其中，就包括當時駐守在徐州的平叛功臣李光弼。

換句話說，宦官程元振的擅權亂政早已寒了天下人的心，就連對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的李光弼也已經放棄了自己的信念，對天子和朝廷徹底寒了心。

然而，郭子儀的心沒寒。

即便吐蕃大兵壓境的這一刻，權宦程元振還在不擇手段地算計他，可他的心還是沒寒。

一個人要成為名將不難，要成為功臣也不難，難的是當普天之下人人放棄信念的時候，只有你一個人選擇堅持。所以，郭子儀在後人心目中的地位和聲望之所以遠遠高於李光弼，並不是因為他比李光弼更會打仗，也不是因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場哲學，而是因為他比李光弼更忠實於內心的信念，更善於在人生的重大時刻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在這個世界上，足以讓人心寒血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最終，你的心寒不寒，你的血冷不冷，並不取決於別人，而是取決於你自己。

郭子儀也許就是憑著身上那一腔永不冷卻的熱血，才能置個人的得失榮辱於度外，並且屢仆屢起，愈挫愈奮，從而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最終成為大唐由盛轉衰的亂世之中始終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並成為這段動蕩不安的歷史中唯一一個善始善終（既保全了祿位又保全了名節）的功臣元勛！

十月中旬，郭子儀沿藍田、商州、武關一路南下，先後集結了四千余名潰散的將士，隨即掉頭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師，告諭將士“共雪國恥”、克復長安。稍後，代宗李豫擔心吐蕃人會進軍潼關，便下詔命郭子儀率軍前往陜州護駕，但郭子儀卻上表說：“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資治通鑒》卷二二三）

代宗想想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反攻長安的計劃。

可是，郭子儀只有區區四千人，怎麽可能打得過吐蕃的二十余萬大軍呢？

強攻當然是不行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