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之爭的背後

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適即皇帝位，是為德宗。

新天子登基，該做的第一件事並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喪。

在古代，服喪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傳下來的禮法，無論哪個人遭逢父母之喪，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內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應考，學名叫“丁憂”。也就是說，不管你當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實實回家去丁憂三年，除了吃飯睡覺看書寫字之外，幾乎啥事也不能幹。

可是，這事要是擱在皇帝頭上，就有點不太靠譜了。

道理很簡單：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別人還可以替他處理政務；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誰來替他君臨天下？

為了解決這個不靠譜的問題，大概從漢文帝開始，就有了一個從權變通的辦法，把皇帝的服喪時間從三年縮短為象征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個月）。唐朝自高宗以後，都遵照這個辦法執行，到了玄、肅二朝，更進一步縮短為二十七天。代宗臨終之前，也在遺詔中表示，新君服喪二十七天，帝國各級官員則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總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後該幹嗎幹嗎去，別耽誤了工作和學習，當然也別耽誤了娛樂。

代宗這個遺詔顯然是通情達理的，滿朝文武極力擁護，都表示要堅決執行。

可是，偏偏有人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所有官員都必須跟新君一樣，服滿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這個人就是宰相常袞。

常袞是代宗晚年頗為倚重的大臣，和當時的名臣楊綰同時入相，可楊綰沒多久就病逝了，於是常袞就成了獨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在常袞之前，當政的人是弄權宰相元載。眾所周知，元載這家夥是出了名的腐敗，不僅貪贓枉法、賣官鬻爵，而且總是變著法兒損公肥私。比如當時宰相上班，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吃工作餐的，元載嫌飯菜不好，就公然向代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都要由禦膳房提供，吃的東西必須跟皇帝一樣，而且每頓都要準備十個人的量。除此之外，還要求朝廷給宰相及公卿大臣們發放特別津貼——每年綢緞三千六百匹。代宗雖然心裏不滿，但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了。

隨後，這兩項待遇就形成了慣例。

常袞上台後，為了樹立清正廉潔的形象，就主動向代宗提出：“朝廷發給宰相和大臣們的餐費已經足夠了，應該讓禦膳房停止供應膳食。”代宗很高興，馬上就批準了。不久，常袞又建議廢除特別津貼，結果一下子就犯了眾怒。

要知道，朝中的大臣們雖然厭惡元載，但沒有人會厭惡特別津貼。說白了，當初大夥沒跟著元載吃肉，至少還能跟著混口湯喝，可如今你常袞一來，就讓大夥勒緊腰帶喝西北風，你憑什麽呀？

此議遭到眾人的強烈反對，常袞只好閉嘴，此事遂不了了之。

事後，公卿百官都在背後大罵常袞，說：“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朝廷高薪是為了養廉，你如果自認無能，對不起這份高薪，那就幹脆辭職走人，何必自命清高地辭薪呢？

就這樣，常袞一上台就把同僚們都給得罪了，史書對他的評價是：“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簡言之就是不會做人。

可是，常袞真的不會做人嗎？一個混了大半輩子官場、最後混到首席宰相的人，會連最起碼的團結群眾都不會嗎？

其實，常袞之所以觸犯眾怒，不是因為他不會做人，而是因為他太急於在皇帝面前表現自己了，從而不自覺地損害了百官的利益。

換言之，常袞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卻又流於虛偽和矯情。

代宗駕崩後，常袞的虛偽和矯情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按照禮制，滿朝文武每天早晚都要到代宗靈前致哀。常袞或許是感懷於代宗的知遇之恩，或許是急於給新君李適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總之每天都在靈堂上哭得稀裏嘩啦，一副肝腸寸斷、悲痛欲絕的樣子，讓大夥忍不住渾身起雞皮疙瘩。

這一天，常袞照例在靈堂上哭得死去活來，甚至做暈厥倒地之狀，隨從慌忙跑上去攙扶。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時任中書舍人的崔祐甫終於忍不住了，指著常袞對眾人說：“臣哭君前，卻要人攙扶，天下可有此等禮儀？”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個小小的中書舍人當眾揶揄，常袞的惱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還是顧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強忍著沒有發作。

同日，新君李適召集群臣開會，討論各級官員服喪期限的問題，常袞抓住這個表現機會，一再強調：“先帝遺詔雖說‘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但意思是指低級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時候每遇國喪，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禮制，如今皇上須服喪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