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之爭的背後（第3/4頁）

代宗聽說後，馬上接受了崔祐甫的批評，並對他表示了嘉許和贊賞。崔祐甫這麽做，擺明了就是要讓常袞難堪。常袞表面上沒說什麽，幾天後就給崔祐甫安排了一項新的工作，讓他去分管吏部的選官事宜。

如果常袞是真的讓崔祐甫“分知吏部選事”，那崔祐甫倒也沒什麽話好說，畢竟吏部是個至關重要的權力部門，分管官員的選拔工作更是讓人垂涎三尺的美差。可問題在於——常袞不可能把選拔官員的權力真正交給崔祐甫。

後來發生的事情很快就證明了這一點：崔祐甫借調到吏部後，每次認認真真選報上去的候補官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常袞斃了。

什麽理由呢？

不需要理由。

如果一定要有什麽理由的話，那也很簡單——你得罪領導了！

得罪領導是一件挺讓人郁悶的事，但是崔祐甫並不郁悶。

因為他相信：風水是輪流轉的，宰相是輪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領導遲早也是要下台的！

而常袞就是一個典型的不得人心的領導。崔祐甫知道，自己的群眾基礎比常袞堅實得多。僅此一點，他就具備了跟常袞博弈的資本。

所以，當常袞在服喪問題上再次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對立面時，崔祐甫便意識到反擊的機會來了，於是才會在百官敢怒不敢言的時候挺身而出，公開和常袞叫板。

說白了，常袞拿服喪問題大作文章，目的無非是為了討好新君李適；而崔祐甫敢於公然和宰相叫板，也無非是想借此贏得百官的同情和支持，為自己積累更高的聲望，以便有朝一日徹底扳倒常袞。

面對崔祐甫的挑戰，常袞當然不會無動於衷，更不會坐以待斃。

跟崔祐甫撕破臉的第二天，常袞就上疏彈劾，聲稱崔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要求德宗把這個大逆不道的家夥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市）刺史。

為了增強說服力，常袞還把另外兩個宰相的名字也署了上去，以表明此次彈劾是宰相班子集體討論的結果，並不是他一個人在發泄私憤。

被常袞代表的這兩個人，一個就是四朝元老郭子儀，時任司徒、中書令，另一個是原幽州節度使朱泚，於大歷九年主動入朝，被任命為司空、同平章事。他們雖然掛著宰相的頭銜，實際上並不參與朝政，幾乎從不到政事堂上班，而常袞則一向“獨居政事堂”，大小政務都是一個人說了算，所以這次彈劾崔祐甫，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郭、朱二人給代表了。

對於此次禮法之爭的實質，德宗李適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常袞和崔祐甫為服喪問題而爭執是假，因積怨甚深而借題發揮是真。從根本上來說，這場關於服喪期限的爭吵其實是相當無聊的事情。在內心深處，德宗還是比較傾向崔祐甫的。因為若無常袞的矯情，也就不會有崔祐甫的異議和這場無謂的爭吵。

然而，面對三個宰相聯名彈劾的奏疏，德宗即便傾向崔祐甫也沒有用。新君即位，通常都不希望和宰相班子意見不合，如今既然三個宰相都署名了，不處理崔祐甫顯然說不過去。但是，把崔祐甫貶到潮州的處罰又未免太重了。思慮再三後，德宗只好采取一個折衷的辦法——把崔祐甫貶出朝廷，但不是貶到山高皇帝遠的潮州，而是貶為河南少尹。

本來，這場無聊的禮法之爭到此就該畫上句號了，而常袞也已經毫無懸念地在這場爭鬥中勝出。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讓常袞本人目瞪口呆。

不，是讓常袞追悔莫及，欲哭無淚！

事情是因為那兩個“被代表”的宰相而發生逆轉的。

崔祐甫的貶謫令下達後，郭子儀和朱泚立刻入宮向德宗求情，稱崔祐甫無罪，不應被貶。德宗滿臉困惑，說：“二位賢卿不是剛剛上疏彈劾他嗎，為何又出爾反爾？”

郭子儀和朱泚對視一眼，很無辜地說：常袞所上的那道奏疏壓根沒讓他們看過。

此言一出，德宗李適大為震駭。

怎麽回事？常袞竟然未征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彈劾大臣？

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這是宰相專權、欺君罔上啊！

如果說新君即位之初，比較忌諱的事情是和宰相班子意見不合，那麽最忌諱的事情，恐怕就是被一個專權攬政的宰相蒙蔽和架空了。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初五，德宗李適斷然下詔，把首席宰相常袞貶為潮州刺史，同時擢升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詔書一下達，不啻於在滿朝文武中扔下了一顆重磅炸彈。百官雖然大為訝異，但卻不約而同地在心裏拍手稱快。

因為常袞的虛偽和矯情實在是讓人忍無可忍，相比之下，既理性又務實的崔祐甫就要比他可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