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之爭的背後（第2/4頁）

百官聞言，心裏都在問候常袞的祖宗，可表面上還是保持沉默，不想得罪這個首席宰相。唯獨崔祐甫再次無視常袞的權威，冷笑著說：“先帝遺詔，並無朝臣和庶人之別。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個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應遵從遺詔，一律服喪三日。”

常袞開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釋義，‘吏’即‘胥吏’的簡稱，專指官員自行任命的僚屬，豈能與公卿百官相提並論？”

崔祐甫寸步不讓：“《左傳》中有一句話，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難道史書上常說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袞發現自己掉書袋比不過崔祐甫，趕緊轉移方向：“禮法不外乎人情。當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與尋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禮，於心何忍，於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發出冷笑：“常大人堅持這麽說，將置先帝遺詔於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猶能隨便改動，天下還有什麽不能改的？”

常袞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沒有人臣之禮。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責常袞肆意曲解遺詔。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頓時吵得不可開交。

新君李適冷冷地看著這一幕，心裏大為不悅，隨即宣布會議解散。

常袞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臉面、當眾死磕，難道僅僅是單純的禮法之爭嗎？

如果你這麽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簡單了。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爆發程度不同的禮法之爭，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權力之爭。換句話說，所謂的祖宗禮法，往往只是政客們用來爭權奪利的工具罷了。

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當然也不會例外。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來已久。

說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亂後的變遷。

玄宗時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中書令、門下省的最高長官侍中以及一些掛有“同中書門下三品”銜的六部大臣構成；而在初唐時期作為當然宰相的尚書左、右仆射，此時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從安史之亂起，為了適應急劇變化的形勢，李唐朝廷開始把中書令、侍中這兩個職銜拿來加授給一些功臣元勛，使得這兩個宰相職位逐漸有了虛銜的性質。到了代宗大歷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進一步將中書令和侍中升格為正二品（原為正三品），從此這兩個職銜就徹底變成了虛銜。

相應地，原中書、門下兩省的副職——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為正三品，成為兩省的最高長官。此後，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分別加“同平章事”銜來擔任，其他的低階官員（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銜，也可不問資歷，直接拔擢進入宰相班子。

很顯然，這樣的變革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戰爭和叛亂此起彼伏，朝廷權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樞政治的運作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須形成一套靈活簡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夠在必要的時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階官員，讓他們進入帝國的權力核心。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的起因。

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權宰相元載；四月，楊綰以中書侍郎銜入相，常袞以門下侍郎銜入相；七月，楊綰突然病逝，隨後中書侍郎一職便長期處於空缺狀態。在此情況下，崔祐甫作為一名老資格的中書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書省的政務，無形中就成了中書省的實際長官，雖無其名，卻有其權。

與此同時，常袞也取代楊綰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來，區區中書舍人崔祐甫是沒有資格掌管中書省的，於是很快就接管了中書省的政務。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當然是憤憤不平。

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報了一則祥瑞，說他一個部屬的家裏竟然出現了貓鼠同窩的奇異景象——有一只母貓把一只小老鼠當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無私地喂養小鼠。朱泚說，這真是開天辟地以來聞所未聞之事啊，若非皇帝聖德廣大，豈能有如此貓鼠和諧之祥瑞！

常袞聞訊，立刻率領文武百官入朝恭賀。

滿朝文武中，只有一個人發出了不和諧音。

這個人當然就是崔祐甫。

他當著常袞和百官的面說：“萬物若違背自然，即為妖孽。貓抓老鼠是天職，如今卻為老鼠哺乳，這難道不是妖孽嗎？有什麽值得慶賀的？朝廷應該做的事，是借此反省，看監察部門是否放縱了貪官汙吏，看邊防部隊是否盡到了禦敵的職責，這才是順應天意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