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心向李唐的人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憲宗下詔剝奪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兼招討處置使，率領中央神策軍，會同成德周邊藩鎮討伐王承宗。

憲宗果然任命宦官為統帥了。

任命書一下，朝中輿論大嘩。

就像憲宗所預料的一樣，文臣們此前的沉默並不代表默許，而只是佯裝不知。他們的策略是暫時按兵不動，先暗中攢著勁兒，只等憲宗正式發布任命，再一擁而上，一起發飆。

第一個上疏力諫的人是時任翰林學士的白居易。

他說：“國家征伐，應該派遣真正的將帥，自古到今，從未見過征調天下之兵，卻交給一個宦官統領的。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心讓後人代代相傳，說命令宦官當軍隊統帥是從陛下開始的嗎？臣擔心盧龍的劉濟、義武的張茂昭、河東的範希朝、昭義的盧從史，乃至各道將領都會以接受宦官的指揮為恥。軍心不齊，大功從何建立？陛下此舉，簡直是幫了王承宗一個大忙。陛下若是認為吐突承璀勤勉，可授予官爵；若認為他忠誠，可賞賜財帛。至於軍國大權，事關社稷安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難道寧願寵信宦官而破壞法制、自損聖明嗎？”

在奏疏的最後，白居易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請陛下慎思於一時，以免貽笑於萬代。”

憲宗大為不悅。

緊接著，朝中的諫官禦史們也紛紛上疏，反對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權。

然而，憲宗卻置若罔聞，對所有諫言一概不理。

十月十六日，在延英殿上，憲宗的這項任命又遭到了度支使、鹽鐵使、京兆尹、禦史中丞等一幹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對。

憲宗頭疼了。

討伐藩鎮的戰爭是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需要滿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財政官員全力支持。倘若堅持任命吐突承璀而惹惱了多數朝臣，對於即將進行的這場戰爭肯定會產生極大的不利影響。無奈之下，憲宗只好作出讓步，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馬使之職，同時改“處置使”為“宣慰使”。

表面上看，憲宗似乎妥協了，可熟悉本朝歷史的都知道，所謂的“宣慰使”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吐突承璀仍然是討伐軍的最高統帥。

憲宗在跟滿朝文武玩障眼法，李絳不得不繼續進諫，極力強調重用宦官之弊。他對憲宗說，宦官做事情缺乏原則，最容易恃寵生嬌，讒毀忠良，到頭來往往會敗壞朝政。可憲宗卻不以為然：“他們怎麽敢對朕進讒言？就算進讒言，朕也不會聽。”

李絳苦笑：“宦官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長日久，陛下勢必會覺得他們有時候說的話也有道理。自古以來宦官敗壞國家的事實，樁樁件件都記載在史冊中，陛下豈能不防微杜漸呢？”

然而，憲宗最後還是沒有接受百官的勸諫。

其實，憲宗何嘗不知道歷代宦官為患之烈？可他之所以還是力排眾議，一意孤行，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歷史，而恰恰是因為他太懂歷史了。歷朝歷代，軍隊將帥擁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難道就不烈嗎？歷代文臣擅權攬政、結黨營私之患，難道就不烈嗎？遠的不說，就以本朝為例，自從安史之亂以來，帝國在這兩方面產生的禍患，恐怕絲毫不亞於宦官亂政的危害吧？

所以，憲宗李純不得不重用宦官。在他看來，只有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種力量——一種與武將和文臣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才能利用這種微妙的平衡，從容不迫地掌控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

當然，李純也知道，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可他堅信，自己能夠把這個代價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李純終究是過於自信了。

當我們從這一刻起縱觀李純的一生，我們發現他事實上並沒有控制得很好。因為很快，他就將因重用宦官而在戰場上付出慘重的代價，並且到了十一年後，他還將為此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此時的憲宗李純不可能意識到這一切。

元和五年十月末，春風得意的吐突承璀帶著憲宗的殷切期望，率領神策軍浩浩蕩蕩地向東開拔了。憲宗即日下詔，命成德四面所有藩鎮出兵討伐王承宗。

與此同時，久病不愈的淮西節度使吳少誠終於翹了辮子，大將吳少陽殺了吳少誠的兒子，於十一月底自立為留後。

憲宗最不願看到的一幕又出現了。

可是，朝廷剛剛對成德開戰，不可能再騰出手來對付淮西，所以憲宗只能裝聾作啞，將淮西事務暫時擱置，一切等討平成德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