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心向李唐的人（第6/7頁）

翰林學士白居易忍無可忍，再度上疏憲宗，說：“臣屢屢奏請罷兵，結果卻石沉大海，請看今日之局勢，比當初更加糟糕，不知陛下還在等什麽？”

這個白居易說話真是越來越過分了。

憲宗的心情本來就不好，偏偏這位大詩人又老是在他耳邊嚶嚶嗡嗡，而且說話的口氣總是那麽沖。有一回憲宗與他當面議事，白居易說到激動處，竟脫口而出：“陛下錯了！”搞得憲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最後憤憤然拂袖而去。

自從憲宗即位以來，每有軍國大事必與翰林學士商議。從某種程度上說，此時翰林院的職能較之玄、肅年間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其地位和作用更是獲得了極大的提升。過去的翰林學士只不過是皇帝的文學或藝術侍從，很少有機會參與朝廷的重大決策，但是隨著憲宗即位後對翰林學士的重用，如今的翰林院幾乎已經具有了內閣的性質，翰林學士們基本上也都成了無冕宰相；尤其是後來升任翰林承旨（相當於翰林院院長、首席學士）的李絳，更是憲宗最為倚重的高級智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朝廷決策和帝國的各項大政方針，甚至發揮了比宰相（比如裴垍）更大的作用和影響力。

然而，自打河北戰事陷入泥潭後，憲宗就有意無意地冷落了這幫翰林學士，曾經有一個多月不跟他們見一次面。學士們當然意見很大，此時已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絳更是直言不諱地對憲宗說：“臣等飽食終日，一言不發，自然樂得清閑，可陛下怎麽辦呢？陛下往日開誠布公，虛懷納諫，實在是天下之幸，又豈止是臣等之幸！”

憲宗一聽，自覺理虧，趕緊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見諸學士。

其實，憲宗不是不想見他們，而是不敢見他們。尤其是那個大詩人白居易，憲宗更是怕了他了，所以憲宗雖然答應跟學士們見面，卻跟李絳提了一個條件：“那個白居易，官不大，口氣倒不小，每每出言不遜，朕打算讓他離開翰林院。”

李絳一點也不同情憲宗，說：“陛下有容納直言的氣度，群臣才敢竭盡忠誠，直言無隱，白居易說話固然欠考慮，但他也是一片赤心。陛下今日怪罪他，臣擔心朝野上下人人鉗口，陛下又如何能做到耳聰目明、聖德常保呢？”

憲宗想了想，旋即轉怒為喜，從此對白居易一如往常，再也不提罷黜之事。盡管心裏不太好受，但李絳的話他還是聽進去了。

很顯然，憲宗是一個有胸懷的皇帝。

要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做大事的料，一個最簡單的標準，就是看他對待批評的態度。被人說一句就蹦一下、罵兩句就跳兩腳的人，是屬跳蚤的，注定難成大器；而那種對批評甘之如飴的人，其前程必定不可限量。因為他知道批評有利於他的成長，並且善於從批評中汲取建設性的東西。所以說，要判斷一個皇帝能不能成就一番偉業，同樣要看他是否具備虛懷納諫的雅量。一個願意接受臣下批評的皇帝，就算不能成為明君，至少已經遠離了昏庸；而一個動不動就對諫言暴跳如雷的皇帝，其氣度和為人已不堪問，要成就什麽大業更是免談。

雖然此時的憲宗正被膠著的河北戰事困擾，不敢奢望什麽帝王偉業，但是，僅憑他面對諫言的態度，我們就有理由認為——這個皇帝不一般，至少比他的祖父德宗靠譜。

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當年德宗李適拼盡全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最終很可能要由這個憲宗李純來完成。

當然，憲宗要想見到他生命中的彩虹，還得先熬過此刻的風雨。

革命尚未成功，李純仍需努力。

元和五年七月，讓人萬分糾結的河北戰事終於有了一個結果。王承宗派遣使節入朝為自己辯護，稱所作所為都是被盧從史挑撥離間的結果，並表示願意把征收賦稅和任免官吏的權力還給中央，請求朝廷準許他改過自新。

王承宗的奏疏呈上後，一籌莫展的憲宗終於等到了一個就坡下驢的機會，於是忙不叠地下詔“昭雪”了王承宗，不僅恢復了他的所有官爵，還把德、棣二州還給了他。

值得注意的是，憲宗朝廷在這道詔書中用的詞是“昭雪”，而不是一般常用的“赦免”。這兩個詞有什麽不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赦免”是對犯罪的人用的，而“昭雪”則是對蒙冤的人用的，一詞之差，意思截然相反。換句話說，朝廷用“昭雪”這個詞，就等於主動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同時說明人家王承宗並沒有任何罪過，從頭到尾都是被冤枉的。

盡管這個結果令人很不愉快，但好歹總算是個了結。

一場轟轟烈烈的討伐戰爭就這樣偃旗息鼓了。李唐朝廷耗時半年多，發兵二十余萬，所費七百多萬緡，到頭來除了換掉一個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外，別無所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