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仕途：官場就是一張網

平心而論，此次鎮壓河北叛亂，穆宗朝廷已經算是很盡力了。比如從兵力上來說，前後共計出兵十七八萬，主帥又是能謀善斷、久負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將領李光顏、烏重胤也都是當世名將，陣容不可謂不強大，可結果為什麽還是喪師費財、勞而無功呢？

如果拿這個問題質問穆宗君臣，他們肯定會強調兩個客觀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澀，國庫日漸空虛，難以支持曠日持久的戰爭；其二、老天爺太不給力，接連不斷的惡劣天氣阻斷了補給線，導致前線糧草不繼，仗自然沒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說，上述客觀因素確實存在。但是，如果僅僅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客觀，那麽所謂的經驗教訓也就無從談起，後人研究歷史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從主觀上來說，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個嚴重錯誤。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淺，對未來形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預判，從而為日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當時，穆宗剛一即位，宰相蕭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經太平，就沒必要保留太多軍隊，所以應該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實施裁軍。穆宗李恒是個玩樂天子，對政治軍事一竅不通，更沒有興趣深究，一聽此言，當即予以實施。於是，被裁汰下來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嘯聚成群，落草為寇。後來，河北叛亂爆發，這些人便紛紛投奔朱克融和王庭湊；反之，朝廷軍隊則面臨嚴重缺員的局面，不得不臨時招募一些無業遊民倉促上陣。結果，叛軍麾下都是訓練有素的百戰之兵，而朝廷這邊則是一幫從沒打過仗的烏合之眾，雙方優劣立判。在此情況下，不管裴度怎麽運籌帷幄，也無論李光顏和烏重胤如何神勇過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敗。

第二，朝廷為了控制軍隊，向前線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監軍宦官，導致將帥的軍事行動受到了極大的幹擾和牽制。

本朝歷史上，利用宦官制約武將的先例是從乾元元年創下的。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後期，唐肅宗李亨為了畢其功於一役，集結了數十萬重兵，準備一舉殲滅盤踞在鄴城的安慶緒。出於對武將的不信任，肅宗就發明了一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的頭銜，授予了宦官魚朝恩，讓他擔任實質上的統帥。後來發生的事情眾所周知——鄴城之戰遭遇慘敗，六十萬大軍頃刻之間星流雲散。盡管有此前車之鑒，可後來的大唐天子還是舊習未改，仍舊對宦官情有獨鐘。比如憲宗一朝，就屢屢因為寵幸宦官而在戰場上吃了大虧，後來由於裴度指出了症結所在，及時召回了監軍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襲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隨之而來的“元和中興”。然而，到了穆宗這一朝，一切又都恢復原樣了。監軍宦官依舊在戰場上指手畫腳，偶有小勝則飛書報捷，自以為功，打了敗仗就亂扣黑鍋，歸罪諸將。更有甚者，有些宦官還把部分精銳士兵挑選出來，充當自己的衛隊，而把剩下的老弱殘兵推上戰場。有這樣的一幫瘟神在左右戰局，朝廷的勝利又從何談起呢？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問題——穆宗朝廷不僅派遣宦官去制約將帥，而且本身更喜歡對千裏之外的戰場指手畫腳。

據《資治通鑒》記載，當時“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線將士“不知所從”。很多時候，朝廷會不顧前線的具體情況，“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戰”。魏博節度使田布之死，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朝廷造成的。

鑒於上述三個原因，穆宗朝廷輸掉這場戰爭也可以算是自取其咎、罪有應得了。

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穆宗君臣在這幾年中的政治表現，也許只能用下面這八個字——天子昏庸，宰相無能。

自從穆宗即位，先後登場的宰相有蕭俛、段文昌、崔植、杜元穎、王播。對於這幾個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有一句評語，叫“皆庸才，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

這樣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

到了長慶二年春，蕭俛、段文昌已陸續離開相位，宰相班子還有崔植、杜元穎、王播三人。

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以前的職務是禦史中丞；杜元穎，長慶元年二月以戶部侍郎銜入相，此前是翰林學士。這兩人都沒有什麽突出才幹，上位後也是庸庸碌碌，無可稱道。而最後入相的王播，更不是什麽好鳥。

此人本是西川節度使，靠巴結宦官得以回朝，故而頗受朝議抨擊。前任宰相蕭俛就是因為看不慣此人才憤然辭職的，但穆宗對王播卻極為寵幸，一回朝就任其為刑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

王播一貫善於鉆營拍馬，當然不會令穆宗失望。一當上鹽鐵轉運使，王播馬上大事聚斂，對民間的茶葉經營課以重稅，“每百錢加稅五十”，惹得言官們紛紛上疏，極力反對。可穆宗一看王播生財有道，對他愈加賞識，沒過多久就讓他入相了，並且仍然保留他的鹽鐵轉運使之職。王播上位後，更是不遺余力地向穆宗獻媚，“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