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的人生巔峰（第2/3頁）

其二，前線的監軍宦官也各憑己意發號施令，導致前線將帥進退無據，無所適從。

其三，監軍宦官們往往將各自軍中最驍勇的數百名士兵挑選出來，充當自己的衛隊，卻將老弱殘兵投入戰鬥。而且每次會戰，監軍宦官都會帶著令旗在高崗上觀戰，一看形勢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致使全軍隨之崩潰。

指出這三大弊端之後，李德裕立即與樞密使楊欽義磋商，一起制訂了一套對治之策，然後交由天子頒令實施。

這套對治的辦法包括，一、禁止各路監軍宦官再幹預軍政，同時規定每個監軍只能挑選十名士兵作為衛隊；二、除非宰相與中書省建議，否則天子不再直接下詔指揮作戰。

在與昭義作戰的整個過程中，從中央到前線都嚴格執行李德裕提出的主張。如此一來，朝廷下達給前線的命令就變得既符合實際又簡明扼要了，使得前方將帥有了很大的決策權和自由施展的空間，因而才能在戰場上屢屢獲勝。

李瀍登基不過短短數年，為患帝國多年的“宦官亂政”和“藩鎮割據”就得到了極大程度的遏制，實屬難能可貴。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武宗一朝，三大政治頑症只被控制了兩個，剩下那個“朋黨之爭”不但未見消隱，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這其實也不奇怪，因為當朝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黨領袖，更是黨爭的始作俑者。

昭義的成功收復為李德裕獲取了空前的政治資本，也把他一舉推上了一生仕途的巔峰。剛剛平定昭義不久，武宗便加封李德裕為太尉、趙國公。他雖然表面上再三推辭，但最後還是笑納了。

此時此刻，功成名就、位極人臣的李德裕最想做的一件事，當然就是找那兩個老對手算算總賬了。

事實上，早在昭義之戰剛剛打響時，李德裕就已經預見到了自己的勝利，所以，他也早就為日後想要做的事情打下伏筆了。

當時，李宗閔正擔任太子賓客，在東都洛陽坐冷板凳，李德裕覺得這老小子過得太逍遙，就給他扣上了一個“交通劉從諫”的帽子，把他逐出了東都，貶為湖州（今屬浙江）刺史。

李宗閔壓根想不起自己啥時候跟劉從諫有過交情，可如今人家李德裕正仕途得意，說你有你就有，沒有也有。李宗閔只能自嘆命苦，乖乖打起鋪蓋卷到湖州去了。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湖州這地方總還算山清水秀，日子也不至於太難過。

可是，李宗閔並不知道，他的災難只是剛剛開始。

只要李德裕當權一天，就絕不會讓他的日子好過。

會昌四年九月，亦即昭義剛剛平定一個月後，李德裕就開始算總賬了。他對武宗說：“劉從諫盤踞昭義十年，太和年間入朝時，牛僧孺和李宗閔當權執政，卻不但沒有把他扣留，還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職，終於釀成大患，竭盡天下之力才將其平定。說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閔就是罪魁禍首！”

武宗其實也知道這番話是扯淡——當時劉從諫一不叛亂二不謀反，哪個宰相有理由把他扣留？

不過，即便明知道李德裕是在扯淡，李瀍也會幫他扯。因為李瀍本人對牛黨向來就沒有好感，何況李德裕對朝廷貢獻這麽大，幫他發泄一下舊怨也是應該的。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羅罪證。

潞州克復後，李德裕隨即派人前去搜查劉從諫生前的書信，希望能找出一兩封與牛僧孺和李宗閔的來往信件。

可是，結果卻一無所獲。

李德裕並不氣餒。

在這個世界上，最容易制造的東西就是整人的把柄。

他隨即脅迫劉從諫的軍務秘書（孔目官）鄭慶出面作證，聲稱：“劉從諫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閔的來信，閱後當即焚毀，所以現在找不到。”

人證有了，接下來就是物證。

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呂述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劉稹敗亡的時候，我親耳聽見牛僧孺發出了嘆息和悲憤的聲音。”

牛僧孺時任太子太傅、東都留守，跟呂述是同事，所以由呂述來揭發，可信度很高。

最後，李德裕把鄭慶的供詞和呂述的書信一起呈給了天子。

毫無疑問，天子李瀍立刻作出勃然大怒之狀，當即把牛僧孺貶為太子少保，幾天後又貶為汀州（今福建長汀縣）刺史，一個月後再貶為循州（今廣東惠州市）長史；而李宗閔則先是被貶為漳州（今屬福建）刺史，繼而貶為漳州長史，最後又流放封州（今廣東封開縣）。

會昌四年冬天，當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閔滿面風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遠的流放路上時，位極人臣、志得意滿的李德裕正在他溫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賦詩飲酒，並欣賞著窗外美麗的雪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