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的權力

國家是誰的？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後，“主權在民”似乎已經成了一個不需要去討論的價值判斷，人們只是去反思我們的現實行為是否符合這一價值判斷。

與現代一樣，中國古代也很少對這一問題進行反思，只是這一價值判斷的回答是另外一種：國家是君主的。

《詩經》所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千百年來，這已經成為人們思想觀念中的一個部分。

未央宮建成以後，劉邦在未央宮宴請諸侯王和所有大臣。吃飯的時候劉邦十分得意，對他爹講了一番話，非常有名，是這樣說的，“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311意思是說，當初你總覺得我不如我二哥能置產業，現在你看看，我的產業和我二哥的產業比一比，到底誰的家產多？在皇帝那裏，國家就是自己的私產，任何一代君主都是這樣認為的，雖然並不總是光明正大地說。

把國家當作私產是一種巨大的誘惑，當然對擁有者來說也會產生巨大的壓力。歷代統治者為了實現這種國家的私有化，需要不斷地加強自己的現實權力，以保證這一私產的真實存在。

這就是中央集權的產生。

原始社會的人類首領，我們一般傾向於認為“絲毫不具有強制權力”，但是後來的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酋邦，被我們認為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前的最後一種社會存在形式，而這時候酋長的權力則“支配著一切最主要的領域，對臣民有著生殺之權，可以搶走他們的財物，甚至能夠做出死刑判決。”312

堯舜禹時期是儒家傳說中的黃金時代，也是我們考古學中所稱的部落聯盟時期，而此時的部落聯盟首領已經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國語·魯語》中記載，“昔禹致會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禹可以因開會遲到而殺掉一個氏族的首領，無論其本意如何，都說明了禹的權力之大。

夏後啟是通過“僭取”的方式獲得部落聯盟的最高權位的，雖然一開始受到了各種挑戰，但是隨著有扈氏的失敗和夷羿與寒浞的滅亡，不僅使夏後啟開創的“家天下”的世襲制受住了考驗，而且也進一步使夏朝的王權得到加強。

夏朝的最高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把王權與神權緊密地結合起來，君後把自己的一切行動都說成是執行“天”的安排。夏後啟在與有扈氏大戰於甘地之時，把本來是保衛自己君後之位的鬥爭，說成是“今予惟恭行天之罰”313。夏朝的軍事政治重大決策都由夏後本人親自制定，雖然他也召集“六卿”議事，但是他們的意見僅供參考，並不起到任何的監督制約作用。如遇重大問題拿不定主意時則通過蔔筮來解決，因此專設有蔔筮之官。

君是否代表了天的意志，現在我們認為是胡說的，是統治者為強化統治而騙人的一套把戲。但是歷史地看待問題，他們的確是把這一套騙人的把戲當成真理去信仰的，不僅要求別人，甚至自己也深信不疑。夏朝的末代君後桀“淫虐有才”，倒行逆施，濫施征伐，寵幸妺喜，重用佞臣趙梁。伊尹勸諫，不聽，歸商湯；關龍逄“引皇圖而諫”，被殺死；終古哭諫，夏桀“暴亂愈甚”，終古終於“出奔如商”。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桀說，“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314。終於導致“諸侯叛桀”，為商湯取代。

商湯滅夏建國後，大力充實和完善國家機器，用以鞏固新的國家政權。比夏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商朝更加強調“以神道設教”，把自己與神密切地聯系起來。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商族的始祖契是他媽簡狄吞了玄鳥蛋而懷孕生下來的，而這個玄鳥蛋，是上天下令讓玄鳥給簡狄送來的，這樣契就與天神結合起來了，其子孫當然也都有了與上天直接相交往的本事，可以通天。他們在人間的統治，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執行天神的旨意。湯伐桀時，打的旗號就是“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315為了完成與神的交接，後世商王都用龜和骨作為法器，以致事無巨細，所以商王朝的占蔔是比較發達的。

與神權相結合使商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一是對所有官吏及諸侯國君長的任免權；二是對一切行政事務的最後決斷權；三是對所有臣僚的監察權；四是對軍隊擁有最高統帥、指揮權；五是對臣民擁有最高的司法權。在商朝，商王的講話就是法律，正如《尚書·盤庚》所說，“予制乃短長之命”，“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用現在的話說，“想滅誰滅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