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緊鎖的大門（第2/5頁）

就嘉慶當時的認識來說，他能從經濟角度考慮國家的元氣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嘉慶的擔心是正確的，黃金白銀是世界的硬通貨，如果大量外流，必然會影響國內經濟穩定。但是如果因此而終止和其他國家貿易，也是得不償失的，最好的方式當然是實行紙幣，不過這在當時太不現實，當時國與國的貿易只能用硬通貨。於是，嘉慶便采取了以貨易貨的方式。

道光年間曾發生白銀大量外流的事件，結果嚴重地影響了全民的經濟生活。這說明嘉慶多少還是有一些先見之明的。

嘉慶禁煙

鴉片是由罌粟花的汁液制成，最開始是一種藥用物品，起麻醉、止痛的作用。

在唐朝時，就有阿拉伯商人把鴉片帶入中國，當時稱作“阿芙蓉”。不久，中國就有一些地方種植罌粟，不過當時規模相當小。明朝時，周邊一些小國甚至把鴉片當成貢品進獻給朝廷。其時，鴉片的價格相當昂貴，價值等同於黃金。

鴉片變成毒品還是在清初的時候，爪哇等地的人通過管子大量吸食鴉片，逐漸成癮，人們才發現鴉片的危害。

在西方國家的對外貿易中鴉片是一個重頭，對於鴉片，清政府征收的關稅也相當高。康熙對鴉片收取重稅，大概有限制鴉片進口的意思。雍正對鴉片的危害認識更深一些，曾經下達了禁煙令，規定除了藥用鴉片，其他鴉片一律為違禁物品，一旦發現，枷號一月，並發配充軍；私開鴉片館的，罪行等同於邪教宣傳者，處以絞刑。

雍正的禁煙法令雖然嚴厲，但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緩沖地帶，也就是說藥用鴉片不算違禁。許多非法商人必定緊緊抓住這個漏洞，先把藥用鴉片走私或進口，然後再提煉成鴉片煙。

所以，雍正禁煙之後，鴉片的貿易反而逐年增加，這些進口的鴉片無一例外都是以“藥用”的身份光明正大地進入中國市場。

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鴉片貿易比雍正時增長了二十多倍，看到這個數目，連乾隆也感到觸目驚心，於是也下令禁煙，把雍正當年的話重復了一遍。

到了嘉慶時候，鴉片問題更加嚴重。他知道，他不能再像父親那樣敷衍了事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視這個問題。

嘉慶知道，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一定不能再像父親和爺爺一樣，不可以給鴉片販子留下緩沖地帶。嘉慶宣布：停止征收鴉片稅。聽到這個消息，鴉片販子肯定要歡呼雀躍了。不過，嘉慶的話還沒有說完：從此以後禁止鴉片進口。這就徹底斷絕了鴉片進口的路徑，接下來自然是嚴厲打擊走私了。要知道，有利潤的地方就一定有商人，為了獲取巨額利潤，身家性命尚且不顧，又怎麽會真把禁令當回事呢？

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裏含蓄地贊揚了嘉慶的禁煙政策，不過裏面把中國人說成是半野蠻人顯然讓人不太舒服：“中國皇帝（嘉慶）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既禁止外國人輸入這種毒品，又禁止中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的鴉片以及向中國私賣的鴉片變成自己財政系統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半野蠻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

從此以後，鴉片只能通過地下通道在中國流通了，這對於嘉慶來說仍然是無法容忍的。禁煙之後，政府將與鴉片販子和吸毒者展開更艱難的鬥爭。然而政府雖然強大，畢竟在明處；鴉片販子雖然分散，畢竟隱藏在暗處，這場戰鬥誰勝誰負很難輕易下結論。

到了嘉慶四年（1799年），嘉慶又將禁煙政策推進一步：禁止在內地種植鴉片。

嘉慶的禁令對於靠鴉片為生的人來說不啻為唐山大地震，各大公行和商行不得不終止和東印度公司的合作。最不甘心的要屬國外的鴉片販子，好端端的一個巨型蛋糕被人端掉了，他們怎麽可能輕易就範。

對這些國外的鴉片商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開辟非法的銷售渠道，當時澳門和廣州的黃埔水域就是他們走私鴉片的據點。眼看地下走私之火就要蔓延開來，嘉慶豈能無動於衷，他也知道福建和廣東兩省是非常惹火的地帶，在這裏一定要布下重兵。

嘉慶再三叮囑兩廣總督吳熊光，一定要把禁煙事情作為重中之重，強力打擊走私販子。

盡管如此，鴉片走私仍然很難禁絕，嘉慶對此也頭痛不已。要說自己的禁煙政策不夠狠，那不是事實；打擊力度不大，也不是事實。究竟原因何在呢？

經過長期的實踐經歷，嘉慶終於明白了問題所在。問題就出在那些緝拿鴉片販子的官員身上，要想查禁成功，必須要求這些官員高度負責。大清官員的德行我們都見識過了，鴉片又是如此暴利的一個行業，這些官員能夠抵擋得了糖衣炮彈的攻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