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離心力

歷史上有若幹時代，軍權政權法權財權一切大權，始終握於中央政府之手，各級地方政府唯唯聽命。中央之於地方，猶軀幹之於手足，令出必行。地方之於中央，猶眾星之拱北辰，環侍唯謹。例如宋代和明代。

也有若幹時代，中葉以後，大權旁落，地方政府自成單位，其強大者更是操縱中樞，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中樞政令只及於直屬的部分，枝強幹弱，失去均衡。例如漢末、六朝和唐的後期、清的後期。

前者用科學的術語說，我們叫它作政治上的向心力時代，用政治上的術語說，可叫作中央集權時代。後者則是政治上的離心力時代，也可叫作地方分權時代。為避免和現代的政治術語混淆起見，我們還是用向心力和離心力這兩個名詞較為妥當。

要詳細說明上舉幾個不同時代的各方面情形，簡直是一部中國政治史，頗有不知從何處說起之苦，並且篇幅也不容許。我們不妨用簡筆畫的辦法，舉幾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辦法是看那個時代人願意在中央做事，還是在地方做事，前者舉宋朝作例，後者舉唐朝作例。

宋承五代藩鎮割據之後，由大分裂而一統。宋太祖采用謀臣趙普的主意，用種種方法收回地方的兵權、政權、法權、財權。中央直屬的軍隊叫禁軍，挑選全國最精銳的軍人組成，戰鬥力最強，挑剩的留在地方的叫廂軍，全國各地的廂軍總數才和禁軍的總數相等，以此在質量兩方面國軍都超過了地方軍。各地方政府的長官也都直接由中央任免。地方的司法和財政也都由中央派專使，提點刑獄公事和轉運使直轄。府縣的長官大部分都帶有在中央服務的職名，任滿後仍須回中央供職，到地方作事只算是出差（差遣）。在這一個系統之下，就造成了政治上的向心力。宋代的各級官吏，都以到地方服務為回到中央供職的過程，內外雖叠用，但最後的歸結還是台閣監寺以至兩地。如地位已到了台閣侍從，則出任州守，便算譴謫。反之由外面內召，能到曹郎，便是美遷。“故仕人以登台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勛爵邑有無為輕重。”一般士大夫大多顧戀京師，輕易不肯離去闕下，葉夢得《避暑錄話》下記有一則範純仁的故事說：

範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饌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達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余。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余，故處吾左右者，朝廷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範堯夫是哲宗時的名臣名相，尚且以克削飲食的手段，來節制出處，可見當時一般重內輕外的情形。南渡後半壁江山，政治重心卻仍因制度的關系，維系在朝廷，外官紛紛要求京職。《宋會要稿·九五·職官》六〇之二九：

紹興九年（公元1139）五月二十三日，殿中侍禦史周英言：士大夫無安分效職之心，奔走權勢，惟恐不及，職事官半年不遷，往往有滯淹之嘆。

又一〇六《職官》七九之一二：

慶元二年（公元1196）十月十四日，臣僚言，近日監司帥守，到任之後，甫及半考，或幾一年，觀風問俗，巡歷未周，承流宣化，撫字未遍，即致書當路，自述勞績，幹求朝堂，經營召命。

……

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臣僚言，比年以來，州縣官吏，奔競躁進，相師成風，囑托請求，恬不知恥，賄賂雜沓於往來之市，汗牘旁午於貴要之門，上下玩習，不以為怪。故作縣未幾，即求薦以圖院轄。作倅未幾，即求薦以圖作州。作州未幾，即求薦以圖特節。既得節矣，復圖職名，得職名矣，復圖召命。

以上二例，固然是政治的病態，卻也可看出這時代向心力的程度。

再就唐代說，安史之亂是一個路標，亂前內重外輕，亂後內輕外重。亂前的府兵屬於國家，亂後節鎮兵強，中央衰弱。亂前官吏任免由朝廷，亂後地方多自辟僚屬，墨版假授。亂前財政統一，亂後財賦有留州留使，僅上供是朝廷的收入。亂前中央官俸厚，地方官俸薄，亂後恰好相反。至於河北山東割據的藩鎮，則索性一切自主，完全和中央無幹。亂前士大夫多重內官，輕外職。此種風氣，唐初已極顯著，貞觀十一年（公元637）馬周上疏即提到這問題，他說：

今朝廷獨重內官，刺史縣令，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勛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外出，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