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兩次均產運動 人民的歷史之一章

10世紀末年（公元993—995），四川成都平原爆發了偉大的農民均產運動。

12世紀初期（公元1130—1135），湖南洞庭湖一帶產米區又爆發了和上次意義相同的運動。

在地主官僚貴族的高壓的統治之下，有組織的正規軍，犀利的武器，加上全國的財力，這兩次均產運動當然是被“肅清”了。失敗的鮮血在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宋代這兩次失敗的運動之所以值得現代人特別研究，是因為它們提出了明顯的經濟的、政治的要求，改革的方案，具體的實踐，是自覺的人民的呼聲，是人民的歷史的一章。

第一次的均產運動，宋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七記：

淳化四年（993），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起而為亂。謂其眾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民附者益眾，先是國家平孟氏（昶）之亂，成都府庫之物，悉載歸於內府。後來任事者競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群眾起而為亂。

說明了刺激這運動的兩個政治經濟的因素，第一是宋軍平蜀，把蜀中的財賦都當作戰利品運到開封。第二是新治權的統制商業行為，使人民生活陷於絕境。這兩個因素造成了蜀人的心理反抗，不甘於被征服者的奴役、剝削，起來要求經濟上的均等和政治上的解放。

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所記大體相同，他說：

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其後言利者爭述功利，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之益眾。

均貧富的方案和實踐，宋沈括《夢溪筆談》二十五記（王明清《揮麈後錄》五同）：

李順本蜀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於蜀中，不能撫其眾，眾乃推順為主。順初起，悉召鄉裏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

就是把富豪地主的過剩的，除開生活必需以外的財粟，用公開的手續，讓他們自己報告，由人民調發，分配給貧民，這一新的經濟措施自然獲得廣大的貧民階層的支持。相對的嚴明的軍紀和合理的政治，使這一運動更獲得廣大的發展，雖然遭遇政府正規軍，數和質都占優勢的大軍所圍剿而消滅，然而，在幾十年後，這一運動的成果仍然溫暖地被保存於蜀中父老子弟的心坎中。

第二次的均產運動的背景，紹興三年（公元1133）偽齊尚書戶部郎中兼權給事中馮長寧、尚書右司員外郎許同伯同修什一稅法，報告北宋的稅制，給豪富地主以兼並的機會，造成貧富對立的尖銳現象說：

宋之季世，稅法為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並，勢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俯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攤逃戶賦，則牽連邑裏，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榨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貪虐相資，誅求不輟，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群起為盜。(1)

洞庭湖沿岸是最饒足的米倉，貧富對立的現象也就特別顯著。當宋徽宗正在窮奢極欲，搜斂豪取，建宮室，崇道教，求長生的時候，洞庭西岸武陵的農民鐘相，相對地在宣揚等貴賤、均貧富的新教義。《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十一記：

建炎四年（公元1130）正月甲午，鼎州（常德）人鐘相作亂，自稱楚王。初金人去潭州（長沙），群盜乃大起，東北流移之人，相率渡江。……相武陵人，以左道惑眾，自號天大聖，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語以動小民，故環數百裏間，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糧謁相，謂之拜父，如此者二十余年。相以故家貲巨萬，及湖湘盜起，相與其徒結集為忠義民兵，士大夫避亂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曰天子崗，遂即其處築壘浚壕，以捍賊為名。會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因托言拒彥舟以聚眾。至是起兵，鼎澧荊南之民響應。相遂稱楚王，改元天戰，行移稱聖旨，補授一用黃牒，一方騷然。遂焚官府城市寺觀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醫蔔祝之流，皆為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