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離心力（第2/2頁）

長安四年（公元704）李嶠也上疏說：

安人之方，須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2)

神龍元年（公元705）趙冬曦也說：

今京職之不稱者，乃左為外任，大邑之負累者，乃降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遷為遠官。(3)

直至開元五年（公元721）源乾曜還說：

臣竊見勢要之家，並求京職，俊義之士，出任外官，王道均平，不合如此。(4)

這種畸輕畸重的形勢，深為當時有識的政治家所憂慮，唐太宗以此自簡刺史，令五品以上京官舉縣令一人。武後時以台閣近臣分典大州，中宗時特敕內外官吏更用，玄宗時源乾曜請出近臣子弟為外官，都想矯正這種弊端。不過全無用處，外官之望京職，有如登仙。

《新唐書·倪若水傳》：

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采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仆！

等到“漁陽鼙鼓動地來”，胡笳一聲，立刻把這一種向心力轉為相反的離心力。《新唐書·李泌傳》說：

貞元三年（公元787）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至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遷台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倍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其事，不能悉如所請。

元和時（公元806—820）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內召做相，至祖道泣下，固辭不就。《新唐書》本傳：

吐突承璀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幸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

這情形恰好是亂前亂後絕妙的對照。士大夫都營求外任，不肯赴闕，人才分散在地方，政府無才可用，末期至用朱樸、鄭綮做相，“履霜堅冰至”，其由來也漸矣。

明代政治組織較前代進步，內閣決大政，六部主庶務，都督府司兵籍，都察院司彈劾監察，官無虛設，職與事符。並且衛軍全屬於國家，地方無私兵。地方政府的組織也較前代簡單而嚴密，嚴格說只有府縣兩級，均直屬中央。原來的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皆帶使名，以中央官外任，後來增設巡撫，也是以中央大員出巡。總督主兩省以上的軍務，事定即罷。土大夫以內召為寵命。詔書一下，全國上下奉行唯謹。清代因承明制，卻有一部分沒有學到家，總督軍務成為地方常設的經制的疆吏，權限過大過重，前期國勢強盛，尚可以一紙命令節制調動。中葉以後，八旗軍力衰弱，代以綠營，洪楊亂起，綠營不能用，復代以練勇。事定後，各省疆吏擁兵自重，內中淮軍衍變為北洋系，猶自成一系統，潛勢力可以影響國政，義和團亂起，南方各省疆吏竟成聯省自立的局面。中央政令不行，地方形同割據。革命起後，北洋系的軍人相繼當國，形成十六年割據混戰的局面。在這期間內，政治上的離心力大過向心力，一般知識分子，多服務於地方，人才分散。我們回顧這兩千年的專制政治，無論向心或者離心，都是以獨夫之心，操縱數萬萬人之事。而歷朝皇帝，都生怕天下把得不穩，於是大量引用戚族，舉全國人的血汗，供一家之榮華富貴，荒淫奢侈。自今而後，我們需要向心，我們更需要統一，但我們必須向心於一個民主的政權，我們必須統一於一個民主的政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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