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風氣

宋人張端義在他所著的《貴耳集》中有一段話：

古今治天下多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法，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把每一個時代的特征指出。“尚”從縱的方面，可以說是時代精神，從橫的方面，可以說是社會風氣。

一時代有它的特殊時代精神——社會風氣，也就是有所“尚”，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成問題的是所尚的“主流”，是發端於“治天下者”？是被治的下層民眾？是中間階層的士大夫集團？

就歷代所“尚”而說，三代渺遠，我們姑且擱開不說，秦以下的刑法、材謀、節義、辭章、清談、族望、制度文華、法令議論，大體上似乎都和小百姓無幹，治天下者的作用也只是推波助瀾，主流實實在在發於中層的士大夫集團，加以上層的提倡，下層的隨和，才會蔚為風氣，滂薄一世。不管歷史對所“尚”的評價如何，就主流的發動而論，轉變社會風氣，也就是所謂移風易俗，只有中層的士大夫集團才能負起責任。

就上述的所“尚”而論，有所“尚”同時也有所弊。社會風氣的正常或健全與否，決定這一社會人群的歷史命運，往古如此，即在今日也還是如此。例如秦尚刑法，其弊流為誹謗之誅，參族之刑，殘虐天下，卒以自滅。東漢尚節義，固然收效於國家艱危之際，可是也造成了處士盜虛聲，矯名飾行，欺世害俗的偽孝廉、偽君子。晉尚清談，生活的趣味是夠條件了，其弊流為只顧耳目口腹的享受，忘掉國家民族的安危。王夷甫一流人的死是不足塞責的。周隋尚族望（唐也還未能免此），流品是“清”了，黃散令仆子弟的入仕，都有一定的出身。譜牒之學也盛極一時，可是用人唯論門第，不責才力，庸劣居上位，才俊沉下品，政治的效率和綱紀也就談不到了。高門子弟坐致三公，盡忠於所事的道德也當然說不上了。宋尚法令議論，史實告訴我們，宋代的敕令格式，一司一局的海行往往一來就是幾百千卷，結果是文吏疲於翻檢，夤緣為奸。議論更是不得了，當靖康艱危之際，敵人長驅深入，政府群公還在議戰議和議守議逃，議論未決，和戰未定，敵人已經不費一兵一卒渡過了黃河進圍開封了。饒是兵臨城下，還是在議論和戰，和戰始終不決，戰也不能戰，和也和不了，終於亡國。

史實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社會風氣所尚的正面，給一群特殊人物以方便，尚族望的給高門子弟以仕進的優先權，尚法令議論的給文墨之士以縱橫反復的際會。反面呢，寒士拮據一生，終被擯斥於台閣之外，國民殺敵破家，不能於國事置喙一字，他們的血是無代價地被這群人所犧牲了。

從歷史上的社會風氣的正反面，來衡量近三十年來的變局，也許可以給我們以一個反省的機會。

最近三十年間的變革，不能不歸功於致力新文化運動的先輩，他們負起了轉移社會風氣的責任。舉具體的例子來說，他們把人從舊禮教舊家庭之下解放出來，他們打倒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買賣式婚姻，婦女再嫁和離婚已不再成為社會的話柄。受之父母的頭發給剪掉了，纏足解放了。詁屈難解的文言代替以明白易懂的白話，對於舊的傳說和史實重新予以科學的評價，傳統的經典也從語言學比較文字學各方面予以新的意義。他們也介紹了西洋的新思想，民主與科學，奠定了新時代的學術風氣，綜合地說明這時期的社會風氣，可以說是所尚在“革”。

反面呢？破壞了舊的以後，新的一套還不曾完備地建設起來，小犢僨轅，前進的青年憑著熱情、毅力，百折不回地著手建設所憧憬的樂園，他們不顧險阻，不辭勞瘁，繼續前進，要完成新文化運動所啟示的後果，結局是遇到障礙，時代落在他們的後面。他們的血匯合起來成為一條大河，滋潤後一代人的心靈，給史家以憑吊的資料。

這一轉變正在繼續邁進中，光明已經在望了，突然爆發了不甘奴役的抗戰，前後經過了七年的艱苦掙紮，創造了新的時代精神，前一時期的思想的解放，於此轉變為整個民族的解放了。

七年來的抗戰，完成了民族統一的偉業，提高了國際地位，就對外的同仇敵愾這一點來說，我們做到了史無前例，全國人民一心一德的地步。可是就對內方面說，似乎過度動蕩緊張的情緒，使整個社會失去了常態，“人”重新歸納在民族抗戰的前提之下，前一時期所破壞的對象，又以另一姿態出現，另一名詞出現了。近幾年來隨著不正常的物價狂跌，安居樂業的悠閑趣味已被生存問題所威脅，隨之社會風氣也起了重大的空前的變化，這變化根本變化了個人的思想信仰，被變化了的人所做的不正常的活動，也根本促進社會風氣的再變化，循環激蕩，互相因果，變化的痕跡有線索可尋，病象也極明白，舉目前能夠看出來而又可說的大概有幾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