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貪汙（第2/2頁）

一般官僚的貪汙情形，以元朝末年作例。當時上下交征，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賫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補得職近曰好窠。遇事要錢，成為風氣，種下了亡國的禍根。

武人的貪汙在歷史上也不能例外，有個著名的故事說，五代時有一個軍閥被召入朝，百姓喜歡極了，說是從今拔去眼中釘了，不料這人在朝廷打點花了大錢，又回舊任，下馬後即刻征收“拔釘錢”。又有一軍閥也被召入朝，年老的百姓都摸摸胡子，會心微笑，這人回任後，也向百姓要“摸胡子錢”。

上下幾千年，細讀歷史，政簡刑清，官吏廉潔，生民樂業的時代簡直是黃鐘大呂之音，少得可憐。史家遇見這樣稀覯的時代，往往一唱三嘆，低徊景仰而不能自已。

歷朝的政治家用盡了心力，想法子肅清貪汙，樹立廉潔的吏治，不外兩種辦法。第一種是厚祿，他們以為官吏之所以不顧廉恥，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祿不足以養廉，如國家所給俸祿足夠生活，則一般中人之資，受過教育的應該知道自愛。如再違法受贓，便是自暴自棄，可以重法繩之。第二種是嚴刑，國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國共棄之。前者例如宋，後者例如明初。

宋代官俸最厚，京朝官有月俸，有春冬服（綾、絹、綿），有祿粟，有職錢，有元隨傔人衣糧、傔人餐錢。此外又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面羊口之給。外官則別有公用錢，有職田。小官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給賜優裕，入仕的人都可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顧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國家做事。一面嚴刑重法，凡犯贓的官吏都殺無赦，太祖時代執法最嚴，中外官犯贓的一定棄市。太宗時代也還能維持這法令，真宗時從輕改為杖流海島。仁宗以後，姑息成風，吏治也日漸腐敗，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語了。明代和宋代恰好相反，明太祖有懲於元代的覆敗，用重刑治亂國，凡貪官汙吏，重則處死，輕也充軍或罰做苦工，甚至立剝皮之刑，一時中外官吏無不重足屏息，奉公畏法。仁宣兩代繼以寬仁之治，一張一弛，倒也建設了幾十年的清明政治。正統以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原因是明代官俸本來不厚，洪武年代還可全支，後來便采用折色的辦法，以俸米折鈔，又以布折俸米，朝官每月實得米不過一二石，外官厚者不過三石，薄的一石二石，其余都折鈔布，鈔價貶值到千分之二三，折算實收，一個正七品的知縣不過得錢一二百文。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蓄妻子，除了貪汙，更無別的法子可想。這情形政府當局未嘗不了解，卻始終因循敷衍，不從根本解決，上下相蒙，貪汙成為正常風氣，時事也就不可問了。

由於上述兩個例子，宋代厚祿，明初嚴刑，暫時都有相當效果，卻都不能維持久遠（但是比較地說，宋代一般的吏治情形要比明代好一點）。原因是這兩個辦法只能治標，對貪汙的根本原因不能發生作用。治本的唯一辦法，應該從整個歷史和社會組織去理解。

一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組織，我們的文化都是以家族為本位的。在農村裏聚族而居，父子兄弟共同勞作，在社會上工商也世承其業，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從修身齊家出發。孝友睦姻是公認的美德，幾代同居的大家族更可以誇耀鄉黨。做官三輩爺，不但誥封父母，蔭及妻子，連親戚鄉黨也雞犬同升。平居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以做官發財，親朋也以此相勉，社會也以此相欽羨，“個人”在這環境下不復存在，一旦青雲得路，父族妻族兒女姻戚和故舊鄉裏都一擁而來，祿薄固不能支給，即祿厚又何嘗能夠全部應付，更何況上官要承迎，要人要敷衍，送往迎來，在在需錢！如不貪汙非餓死凍死不可！固然過去也有清官，清到兒女啼饑號寒，死後連棺材也買不起的。也有做官一輩子，告休後連住屋也沒有一間的。可是這類人並不多，一部正史的循吏傳也不過寥寥十數人而已。而且打開天窗說亮話，這些人之所以做清官，只是用禮法勉強約束自己，有一個故事說某一清官對人說，錢多自然我也喜歡，只是名節可畏，正是一個好例。

根據這個理解，貪汙的根絕，治本的辦法應該是把“人”從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個人生活的獨立，每一個人都為工作而生存，人與人之間無倚賴心。從家族本位的社會組織改變為個人本位的社會組織，從依賴家長生活消費性的社會組織，改變為人人工作自食其力的生產性的社會組織，自然上層的政治思想文化也都隨而改變。“人”能夠獨立存在以後，工作的收入足夠生活，法律的制裁使他不願犯禁，厚祿嚴刑，交互為用，社會上有公開的輿論指導監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監察機關舉劾糾彈，“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貪汙的肅清當然可操左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