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汙史的一章

吏治的貪汙在我國整個歷史上，是一個最嚴重最值得研究的問題。

兩個月前作者曾略舉歷史的例證，撰《論貪汙》一文，發表於《雲南日報》。在這短文中曾指出：“貪汙這一現象，假如我們肯細心翻讀過去每一朝代的歷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發現‘無代無之’，竟是和史實同壽！我們這時代，不應該再諱疾忌醫了，更不應該蒙在鼓裏自欺欺人了，翻翻陳賬，看看歷代覆亡之原，再針對現狀，求出對症的藥石，也許可以對抗建大業有些小補。”結論是，治本的辦法應該是把“人”從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個人生活的獨立，每一個人都為工作而生存，人與人之間無倚賴心。從家族本位的社會組織改變為個人本位的社會組織，自然，上層的政治思想文化也都隨而改變。“人”能夠獨立存在以後，工作的收入足夠生活，厚祿嚴刑，交互為用，社會有公開的輿論指導監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監察機關舉劾糾彈，“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貪汙的肅清當然可操左券。所說多屬通論，意有未盡，現在專就一個時代研究貪汙的現象和背景，作為貪汙史的一章。

我所挑選的一個代表時代是明朝，因為這時代離我們近，史料也較多，《明史·循吏傳序》說：“明太祖下逮宣仁，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嘉隆以後，資格既重……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復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已日偷，民生由之益蹙。”陳邦彥在他的《中興政要》書中也說：“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遊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橐，必嗤斥之。今天下自大吏於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受銓天曹，得羶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姍笑，以為無能。士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為，皆以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作吏，所以受知於上者非賄賂不為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檢《明史·循吏傳》所紀循吏一百二十五人，從開國到正德（公元1368—1521）一百五十三年中有一百二十人，從嘉靖到明亡（公元1521—1644）一百二十四年只有五人！清儒趙翼贊嘆明代前期的吏治說：“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

其實這只是一種比較的說法，事實上嘉隆以前的貪汙現象並未絕跡。舉著例如洪武時代的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二十二萬，盜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諸司官吏系獄至數萬人。成祖朝紀綱之作惡，方賓之貪贓，宣宗朝劉觀之黷貨，英宗朝王振之賂賄兢集，逯杲、門達之勒賄亂政，憲宗朝汪直尚銘，武宗朝劉瑾、江彬、焦芳、韓福、張之權震天下，公然納賄，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不鬧得烏煙瘴氣的。和嘉靖以來的嚴嵩、魏忠賢兩個時代比較，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假如像《循吏傳》所說，前後兩時期真有劃然不同之點，那就是陳邦彥所指出的，前一時期，社會尚指斥貪汙為不道德，一般士大夫還知道守身自愛，後一時期則貪汙成為社會風氣，清廉自矢的且被斥為無能。這一風氣的變化是值得今日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明代吏治的貪汙如上舉諸例，都已為學人所諗知，不必贅及，現在要說明的是一般的情形。前期如宣德朝可說這朝代的全盛時期，吏治最修明的一階段了。宣德三年（公元1428）敕諭說：“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於科差，貧富困於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數十倍。加以郡邑宦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逋欠，國家倉廩，月計不足。”十年後，英宗初政，三楊當國，有人上書政府敘述地方吏治情形說：“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鉤距之求，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經年置人於犴獄，濫刑恒及於無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顛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到七年後王振用事，公開的納賄，公開的勒索，連政府僅存的一點紀綱都掃地而盡了。

到後期上下貪汙相蒙，互相援引，輦轂賂遺，往來如織，民苦貪殘者宦稱卓異，不但不為察典所黜，而且連連升擢。地方官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長吏則有科罰，有羨余，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無以復加。搜括聚斂，號為常例，公開聲說這錢為朝覲為考課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馴至國家頒一法令，地方興建事業，都成為官吏的利藪。以搜括所得經營升調，“以官爵為性命，以鉆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托為當然，以循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蕭然而來，捆載而去。即使被銓司察黜，最多也不過罷官，即使被撫按彈劾，最多也不過為民，反正良田大宅，歌兒舞女，不但自己受用，連子孫的基業也已打好，區區一官，倒也無足留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