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人與治法（第2/2頁）

歷史上的治人試舉四人作例子說明，第一個是漢文帝，第二是魏太武帝，第三是唐太宗，第四是宋太祖。

漢文帝之所以為治人，是在他能守法和愛民。薄昭是薄太後弟，文帝親舅，封侯為將軍，犯法當死，文帝絕不以至親曲宥，流涕賜死，雖然在理論上他是有特赦權的。鄧通是文帝的弄臣，極為寵幸，丞相申屠嘉以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召通詰責，通叩頭流血不解，文帝至遣使謝丞相，並不因幸臣被屈辱而有所偏護。至於對人民的愛護，更是無微不至，勸農桑，敦孝弟，恭儉節用，與民休息，達到了海內殷富、刑罰不用的境界。

魏太武帝信任古弼，古弼為人忠慎質直，有一次為了國事見太武帝面奏，太武帝正和一貴官圍棋，沒有理會，古弼等得不耐煩，大怒起捽貴官頭，掣下床，搏其耳，毆其背，數說朝廷不治，都是你的罪過，太武帝失容趕緊說，都是我的過錯，和他無幹，忙談正事。古弼請求把太寬的苑囿，分大半給貧民耕種，也滿口答應。幾月後太武帝出去打獵，古弼留守，奉命把肥馬做獵騎，古弼給的全是瘦馬，太武帝大怒說：筆頭奴敢克扣我，回去先殺他（古弼頭尖，太武帝形容為筆頭）。古弼卻對官屬說，打獵不是正經事，我不能諫止，罪小。軍國有危險，沒有準備，罪大。敵人近在塞外，南朝的實力也很強，好馬應該供軍，弱馬供獵，這是為國家打算，死了也值得。太武帝聽了，嘆息說：“有臣如此，國之寶也。”過了幾日，又去打獵，得了幾千頭麋鹿，興高采烈，派人叫古弼征發五百乘民車來運，使人走後，太武帝想了想，吩咐左右曰，算了吧，筆公一定不肯，還是自己用馬運吧。回到半路，古弼的信也來了，說正在收獲，農忙，遲一天收，野獸鳥雀風雨侵耗，損失很大。太武帝說，果不出我所料，筆公真是社稷之臣。他不但為民守法，也為國執法，以為法是應該上下共守，不可變易，明於刑賞，賞不遺賤，刑不避親。大臣犯法，無所寬假，節儉清素，不私親戚，替國家奠定下富強的基礎。

唐太宗以武勇定天下，治國卻用文治。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長孫無忌是後兄，王玨、魏徵都是仇敵，卻全是人才，一例登用，無所偏徇顧忌，憂國愛民，至公守法。唐史記：“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對曰：‘敕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即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全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又：“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禦史柳範奏彈之，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上悅。”前一事他能捐一時之喜怒，聽法官執法。後一事愛子犯法，也依法削戶免官，且能容忍侍臣的當面折辱。法平國治，貞觀之盛的基礎就建築在守法這一點上。

宋太祖出身於軍伍，也崇尚法治，宋史記：“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宰相趙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如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口，久之不去，太祖卒從之。”皇後弟殺人犯法，依法處刑，絕不寬貸，群臣犯贓，誅殺無赦。

從上引四個偉大的治人的例子，說明了治人之所以使國治，是遵繩於以民為本的治法，治法之所以為治，是在治人之尊重與力行。治人無常而治法有常。治人或不能守法，即有治法的代表者執法以使其就範，貴為帝王，親為帝子，元舅後弟，寵幸近習，在尊嚴的治法之下，都必須奉法守法，行法從上始，風行草偃，在下的國民自然兢兢業業，政簡刑清，移風易俗，臻於至治了。

就歷史的教訓以論今日，我們不但要有治法，尤其要有治人。治人在歷史上固不世出，在民主政治的選擇下，卻可以世出繼出。治人之養成，選出罷免諸權之如何運用，是求治的先決條件。使有治法而無治人，等於無法，有治人而無治法，無適應時宜的治法，也是緣木求魚，國終不治。

治人與治法的合一，一言以蔽之，曰實行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