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晚明“流寇”

明末“流寇”的興起，是一個社會組織崩潰時必有的現象，像瓜熟蒂落一樣，即使李自成、張獻忠這一班暴民領袖不出來，那由貴族太監官吏和地主紳士所組成的統治集團，已經腐爛了，僵化了，肚子吃得太飽了，搜括到的財富已經堆積得使他們窒息了，只要人民能夠自覺，團結成為偉大的力量，要求生存的權利，這一個高高的掛在半空中的惡化的無能的機構，是可以一蹴即倒的。

朱明政權的被消滅，被消滅於這政權和人民的對立，殺雞求卵。被消滅於財富分配的不均，窮人和地主的對立。在三百年前，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正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明白地指出這現象，用書面警告政府當局，他說：“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有事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紳富階級利用他們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特殊政治勢力，加速地加重地剝削和壓迫農民，吸取最後的一滴血液，農民窮極無路，除自殺，除逃亡以外，唯一的活路是起來反抗，團結起來，用暴力推翻這一集團的吸血鬼，以爭得生存的權利。

17世紀初年的農民反抗運動，日漸開展，得到一切被壓迫人民的支持、參加，終於廣泛地組織起來，用生命去搏鬥，無情地對統治集團進攻，加以打擊、消滅。這運動，當時的統治集團和後來的正統派史家稱之為“流寇”。

“流寇”的發動、成長，和實力的擴充，自然是當時統治集團所最痛心疾首的。他們有的是過分的充足的財富，過著舒服、縱佚、淫蕩、美滿而無恥的生活。他們要維持現狀，要照舊加重剝削來維持欲望上更自由的需要，縱然已有的產業足夠子子孫孫的社會地位的保證，仍然像饑餓的狼，又饞又貪，永遠無法滿足。然而，當前的變化明朗化了，眼見得被消滅，被屠殺了，他們不能不聯合起來，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強統制，加強武力，侮蔑、中傷對方，作最後的掙紮。同時，集團的利益還是不能消除個人利害的沖突，這一集團的中堅分子，即使在火燒眉睫的時候，彼此間還是充滿了嫉妒、猜疑、鉤心鬥角、互相計算。在整三百年前，北平的形勢最緊張的時候，政府請勛貴大臣富賈巨商獻金救國，話說得極懇切，希望自己人能自己想辦法，可是，結果，最著名的一個富豪出得最少，他是皇帝的親戚，皇帝皇後都動了氣，才添了一點點，其他的人自然不會例外，人民雖然肯盡其所有報效國家，可惜的是他們早已被榨幹了。三月十九日北平陷落後，這些慳吝的高貴的人們，被毫無憐憫的幾夾棍幾十板子，大量的金子銀子珠寶被搜出以後，一批一批地被斬決，清算了他們對人民所造的孽債。皇宮被占領以後，幾十間塵封灰積的庫房也打開了，裏面堆滿了黃的金子，白的銀子！皇宮北面的景山，一棵枯樹下，一條破席子，躺著崇禎皇帝和他的忠心的仆人的屍身！

站在相反的場合，廣大的農民群眾，他們是歡迎“流寇”的，因為同樣是在饑餓線上掙紮的人們。舉幾個例子，山西的許多城市，沒有經過什麽戰鬥便被占領了，因為餓著肚子的人們到處都是，他們作內應，作先遣部隊，打開城門，請敵人進來。山東河南的城市，得到“流寇”的安民牌以後，人民恨透了苛捐，恨透了種種名目的征輸，更恨的是在位的地方官吏，他們不約而同，一窩蜂起來趕走了地方官，持香設酒，歡迎占領軍的光臨，有的地方甚至懸燈結彩，遠近若狂。又如宣府是京師門戶，北方重鎮，被圍以後，巡撫朱之馮懸重賞募人守城，沒人理會。再三申說，城中的軍民反而要求準許開城納款，朱之馮急了，自己單獨上城，指揮炮手發炮，炮手又不理會，毫無辦法，急得自己點著火線，要發炮，又被軍民搶著拉住手，不許放，他只好嘆一口氣說：“人心離叛，一至如此！”

由於政治的腐敗，政府軍隊大部分是勇於搶劫，怯於作戰的，他們不敢和“流寇”正面相見，卻會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報功，“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有一個譬喻，譬“流寇軍”如梳，政府軍如櫛，到這田地，連剩下些過於老實的良民也不得不加入“流寇軍”的集團去了。名將左良玉駐兵襄樊，奸淫擄掠，無所不為，老百姓氣苦，半夜裏放火燒營房，左良玉站不住腳，劫了一些商船逃避下流，左兵未發，老百姓已在椎牛設酒歡迎“流寇”了。其他一些將領，更是尷尬，馬擴奉命援鳳陽，鳳陽被焚劫了四天以後，敵人走了，他才慢慢趕到。歸德已經解圍，尤玘才敢帶兵到城下，潁、亳、安、廬一帶的敵人已經唱得勝歌凱旋了，飛檄赴援的部隊，連影子也看不見。將軍們一個個腦滿腸肥，要留著性命享受用人格換來的財富，士兵都是出身於貧困階層的農民，穿不暖，吃不飽，臉黃肌瘦，走路尚且艱難，更犯不著替剝削他們的政權賣命，整個軍隊的紀律破壞了，士氣消沉，軍心渙散，社會秩序，地方安寧都無法維持，朱明政權也不能不隨之解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