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晚明“流寇”（第2/2頁）

“流寇”的初起，是各地方陸續發動的，人自為戰，目的只在不被饑餓所困死。後來勢力漸大，兵力漸強，政府軍每戰必敗，才有推翻統治集團的企圖。最後到了李自成在1643年渡漢江陷荊襄後，恍然於統治集團的庸劣無能，才決定建立一新政權，從此便攻城守地，分置官守，作爭奪政權的步驟，一反過去流竄的作風，果然不到兩年，北京政府便被消滅，長江以北大部分被放在新政權之下。這是在李自成初起時所意料不及的。其實與其說這是李自成的成功，還不如說是社會經濟的自然崩潰比較妥當。

分析朱明政權的傾覆，就政府當局說，最好的評論是戴笠的《流寇長篇序》，他說：“主上則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惡直，好小人而疑君子，速效而無遠計，好自大而恥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廷臣則善私而不善公，善結黨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執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資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大言虛氣而不善小心實事。百年以來，習以為然。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君臣都是亡國的負責人，獨裁、專制，加上無能的結果是自掘墳墓。

就整個社會組織的解體說，文震孟在1635年上疏《論致亂之源》說：“堂陛之地，猜欺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濕之困。商旅咨嘆，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致亂之源也。”他又指出政府和人民的對立：“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重則稅重，稅重則刑繁，復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驅民死地，為叢毆雀，文震孟是政府的一員大官，統治集團的一個清流領袖，委婉地說出致亂之源是由於政府的上下當局所造成，官逼民反。

正面的指斥是李自成的檄文，他指斥統治集團的罪狀說：“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完全違反農民的利益，剝奪人民的生存權利，接著他特別提出他是代表農民利益，而且他本身是出身農民階層的，他說：“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他提出鮮明的口號：“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以除力役、廢賦稅、保障生活為號召，以所掠得統治集團的財富散給饑民，百姓喜歡極了，叫這政府所痛恨的軍隊為“李公子仁義兵”。他標著鮮明的農民革命的旗幟，向統治集團作致命的打擊。在這情勢下，對方還是執迷不悟，茫然於當前的危機，抱定對外和平、對內高壓的政策，幾次企圖和關外對峙的建州部族，講求以不失面子為光榮的和平，只用一小部分軍力在山海關內外，堵住建州入侵的門戶，作消極的防衛，對內卻用全力來消滅“流寇”。同時，內部又互相猜嫌排斥，“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繼續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對人民則更加強壓迫，搜括出最後的血液，驅其反抗。政府和人民的對立情勢達於尖銳化，以一小數的腐爛的統治集團來抵抗全體農民的襲擊，自然一觸即摧，朱明的政權於此告了終結。

17世紀前期的政府和人民的對立，政府軍包圍，追逐“流寇”，兩個力量互相抵消，給關外的新興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機，乘虛竄入，建立了大清帝國。這新政權的本質是繼承舊傳統的，又給鏟除未盡的地主紳富以更蘇的機會，民族的進展活力又被窒息了三百年！

附帶地提出兩件事實：

其一是距今三百零一年前的七月二十五日，當外寇內亂最嚴重的時候，江蘇楓橋，舉行空前的賽會，紳衿士庶男女老幼，傾城罷市，通國若狂。

其二是距今三百年前的四月初二，江蘇吳江在得到北都傾覆的消息以後，舉行郡中從來未有的富麗異常的賽會。

這兩次亡國的狂歡之後，接著就是嘉定三屠、揚州十日！

（此文原名“晚明流寇之社會背景”，1934年10月發表於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第56期。1944年3月重寫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