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甲午海戰

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對外戰爭史上重要的轉折點，這一仗日本打敗了清朝，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朝政府委曲求和，忍辱割地賠款，訂立不平等條約，使已經走向沒落的腐朽的清朝統治，推向懸崖的邊沿。同時，也因為這一不光彩的敗仗，一連串的屈辱，激發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同仇敵愾，看清楚了清朝統治者的真實面貌，知道非用自己的力量來保家衛國不可，非用自己的力量來反抗侵略不可，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敢於鬥爭，進一步敢於革命，從而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

這一仗是腐朽的垂死的封建主義和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清朝政府的失敗是必然的。但是，應該著重指出，軍事上的失敗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政治。

首先是清朝政府的失敗主義，注定了戰爭的結局。清軍統帥李鴻章從一開頭便不敢抗爭，不惜犧牲一切來換取和平。當敵人著著備戰，引起戰火，甚至在擊沉清政府的運兵船“高升”號以後，李鴻章始終采取避戰方針，幻想通過俄、英、法、美等國的斡旋，出賣中國人民利益，求得暫時的妥協。事實是你愈退讓，敵人便愈瘋狂，你越不敢打，敵人便越要打，以退讓、出賣國家主權來換取屈辱的妥協，結果是導致甲午戰爭的完全失敗。

更有諷刺意義的是海陸軍統帥主和，手無寸鐵的文人卻堅決主戰，以翁同龢為首的一批清談家和傀儡皇帝卻極力主戰。他們沒有實權，不懂軍事，卻大嚷大叫，制造了強烈的輿論，可是在實際行動上卻拿不出一點辦法來，更談不到和人民聯結在一起了。這樣，統治集團內部就形成兩派，翁同龢和皇帝這派主戰，李鴻章和西太後這派主和，吵個不休。在兩派的混吵中，敵人卻全國一致，全力進攻。清朝政府呢？一面向各國哀求斡旋，一面被動挨打，因為正在不惜犧牲一切祈求和平，也就沒有認真備戰，也正因為沒有認真備戰，就不能不接連打敗仗，這樣，連屈辱的妥協也哀求不到了。政治的腐爛，決定了戰爭是非失敗不可的。

以這次著名的海戰為例，事實也正是這樣。

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李鴻章是清楚知道的，他在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七月二十（陰歷）報告清朝政府：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為倭船所不及。然船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漢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十八海裏，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海裏，此外各船逾舊逾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速遲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極快船只為輔，胥是道也。

詳考各國判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九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裏，次亦二十海裏上下。我船訂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裏，已為極速，今則二十余海裏矣。

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益。

戰艦的噸位和航行速度，決定海軍的作戰力量。北洋海軍只有兩條大鐵甲艦，卻船老行遲，日本呢，主力艦噸位雖小，卻船新行速。更重要的是清朝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未添一船，日本卻從光緒九年以後逐年添造，白白給日本以六年時間，走到前面，這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

其次是速射炮的出現。《晨園漫錄》指出：

我各軍艦之購置，其最新者亦距開戰十二三年。其時軍艦之犧裝大抵專注重艦首之重炮，而於兩舷側之速射炮，則不甚加意。試一檢查各艦之炮位表可以知之矣。其後速射炮日益發達，我各艦依然仍舊，未曾加以改造。

李鴻章知道不知道這情況呢？他是知道的，並且專寫報告要求添裝，但是政府決策是“停購船械”，實現不了。可見這也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

主力艦艦首的重炮比敵人的威力大，在戰時是可以發生作用的。但是到臨戰時重炮的炮彈一共只有三枚，英人泰萊親身參加了這次海戰，他在《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中說：

在旅順查看軍械清單，得知一可悲之事實，戰艦中十吋口徑之大彈，只有三枚。其練習用之小彈亦奇絀。惟其他諸艦，彈儲尚足。

他立刻向李鴻章提意見，要求補充。結果負責後勤的官員答復，此種炮彈不能制造。這個官員是誰呢？李鴻章的親戚張士珩。這難道不是政治而是軍事問題？泰萊明確地指出：“蓋腐敗，中飽，及援結私親諸症，使其手下各組織無復完膚者，其病源皆在鴻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諸症，且視尋常中國官吏為甚。”事後，他總結說：“是故中國艦隊，就重炮及鐵甲而論，至少與日本相埒，炮術甚精。訓練雖稍有遺憾，惟水兵可稱善戰。極嚴重之事因厥為子彈之缺乏。此缺乏也，吾人有理由可信其咎非僅在疏忽，而在其工廠總辦之通敵賣國。”其實，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其病源皆在清朝政府自身”，李鴻章不過是代表人物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