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圖和宋遼戰爭（第2/3頁）

在宋代統治者講求陣法的鼓勵下，諸將紛紛創制陣圖，如1001年王超援靈州，上二圖，其一遇敵即變而為防陣，其一置資糧在軍營之外，分列遊兵持勁弩，敵至則易聚而並力。(18)1036年洛苑使趙振獻陣圖。1041年知並州楊偕獻龍虎八陣圖。青州人趙宇獻大衍陣圖。1045年右領軍衛大將軍高志寧上陣圖。1051年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1055年並代鈐轄蘇安靜上八陣圖，1074年定州路副都總管、馬步軍都虞侯楊文廣獻陣圖及取幽燕之策。這個楊文廣就是宋代名將楊六郎的兒子，也就是為人所熟知的穆柯寨裏被俘的青年將領楊宗保。(19)

在作戰時，選拔驍將作排陣使。如976年攻幽州，命田欽祚與郭守文為排陣使，欽祚正生病，得到命令，喜極而死。1002年周瑩領高陽關都部署，為三路排陣使。1004年澶淵之役，石保吉、李繼隆分為駕前東西都排陣使等。(20)

由於皇帝事先所制陣圖不可能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統軍將帥又不敢違背節制，只好機械執行，結果是非打敗仗不可。1075年宋神宗和朝廷大臣研究對遼的和戰問題，張方平問宋神宗，宋和契丹打了多少次仗，其中打了多少次勝仗，多少次敗仗，宋神宗和其他大臣都答不出來。神宗反問張方平，張說，“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八十一仗敗了八十次，雖然失於誇大，但是，大體上敗多勝少是沒有疑問的。打敗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觀主義的皇帝所制陣圖的罪過。

相反，不憑陣圖，違背皇帝命令的倒可以不打敗仗。道理是臨機應變，適應客觀實際情況。著例如979年滿城之戰，李繼隆、趙延進、崔翰等奉命按陣圖分為八陣。軍行到滿城，和遼軍騎兵遭遇，趙延進登高瞭望，敵騎東西兩路挺進，連成一片，不見邊際。情況已經危急了，崔翰等還在按圖布陣，每陣相去百步，把兵力分散了，士卒疑懼，略無鬥志。趙延進、李繼隆便主張改變陣勢，把原來“星布”的兵力，集中為兩陣，前後呼應。崔翰還怕違背節制，萬一打敗仗，責任更大。趙延進、李繼隆拍胸膛保證，如打敗仗，由他兩人負責。才改變陣勢，兵力集中了，士卒忻喜，三戰大破敵軍。這裏應該特別指出，趙延進的老婆是宋太宗尹皇後的妹子，李繼隆則是宋太宗李皇後的兄弟，兩人都是皇帝親戚，所以敢於改變陣圖，轉敗為勝。(21)另一例子是1001年威虜軍之戰。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顯奉詔於近邊布陣和應援北平控扼之路。但遼軍並沒有根據宋真宗的“作戰部署”行事，這年十月入侵，前鋒挺進，突過威虜軍，王顯只好就地迎擊。剛好連日大雨，遼軍的弓以皮為弦，雨久潮濕，不堪使用，王顯乘之大破敵軍。雖然打了勝仗，還是憂悸不堪，以違背詔令，自請處分。宋真宗親自回信慰問，事情才算結束。(22)

前方將帥只有機械地執行皇帝所發陣圖的責任，在不符合實際客觀情況下，也無權臨機應變，以致造成屢戰屢敗，喪師辱國的局面，當時的文臣武將是很深切了解這一點的，多次提出反對意見，要求不要再發陣圖，給前方統帥以機動作戰的權力。例如989年知制誥田錫上疏說：“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23)999年，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說：“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授鉞，出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制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24)1040年三司使晏殊力請罷內臣監軍，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25)同時王德用守定州，也向宋仁宗指出真宗時的失策：“鹹平景德（時）邊兵二十余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敵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為方略，緩急不相援，多至於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26)話都說得很透徹，但是，都被置之不理，像耳邊風一樣。其道理也很簡單，一句話就是統治者對爪牙的不信任。最好的證據是以下一個例子。922年鹽鐵使李惟清建議慎擢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宋太宗對他說私話：“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幾宜……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27)由此看來，即使將帥得人，也不能像古代那樣授權給他們，而必須由皇帝親自節制，陣圖是節制諸將的主要手段，是非要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