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黨爭的發酵：山東巡撫之爭（第5/8頁）

答案其實在比較早的時候就有了。

袁世凱被“運作”成山東巡撫

1899年5月——在毓賢剛剛上任一個半月之後，在榮祿的運作下，袁世凱率領剛剛整編為武衛軍右軍的小站新軍離開小站，去山東境內搞了一場軍事演習，這場演習自然有向當時企圖侵占山東的德軍展現武力的意思，但在另外一方面，這也是漢黨集團為日後的“以袁代毓”埋下伏筆：只有我們的人才有維護山東地區政局穩定的實力。

兩個月後，袁世凱幹脆向朝廷上了一個折子（《強敵構釁侵權亟宜防範折》），進一步提出了對山東問題該怎麽辦，而第一條就是“慎選牧令”。什麽意思？毓賢同志不正在山東巡撫的位置上幹得好好的嘛，你還要“慎選牧令”，這是明擺著說毓賢同志不行？

老袁是榮祿的心腹，他既然敢這麽說，必定是榮祿同意的了，而榮祿既然同意袁世凱這麽上奏折，說明他也同意了把袁世凱安插到山東去取代毓賢。有了榮祿的暗中撐腰，原本只負責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才敢對山東問題十分“熱情”，他左一個建議，右一個提醒，出謀劃策，指指點點，看來老袁儼然認為自己就是下一任的山東巡撫了。

關鍵時刻，還需要漢黨大佬李鴻章出手。此時毓賢“招安收編”義和拳的想法已經引起了漢黨集團的嚴重不安，李鴻章動用了他的洋人幕僚，暗中聯絡德國駐北京公使克林德，希望克林德出面代表各國政府向總理衙門施壓——讓毓賢趕緊下台！

最後洋人這邊出面的是美國公使康戈爾。12月5日，康戈爾向總理衙門提出：“應該撤換毓賢，派一個能幹的人去替代他的職位，以平息山東民教糾紛。”接下來，康戈爾甚至不點名地把推薦袁大人的意思都說出來了：“假如沒有足夠武力的話，可把天津操練得很好的軍隊調去協助。”

12月6日，上諭頒布。漢黨集團（主剿派）對山東巡撫的“以袁代毓”從毓賢上任不久後便開始醞釀，通過幾個月的操作與行動，此時已成定局。

毓賢知道自己錯了。現在看來，無論是對於“主剿派”還是“主撫派”，山東巡撫這個職位是這兩派都必須拿下來的，因為只有掌握了山東巡撫，才能掌控義和拳的走勢，才能盡量清除或者擴大“滅洋”。所以一個巡撫之職朝中兩派必定死爭，而毓賢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朝廷黨爭激烈之時，毓賢不是錯在“積極站隊”，而是錯在沒有“站隊”，他還是在自作聰明地當“中間派”，自作聰明地騎墻。

事實上在黨爭激烈之時，根本就沒有多少“騎墻”的空間，所謂的“中間派”才是最危險的，經歷了戊戌政變之後的袁世凱大人肯定會同意這一點。無論原本是希望明哲保身還是置身事外，到了某個時刻，你就只能“旗幟鮮明”地站隊，別無選擇，越當機立斷，站得越鮮明、越徹底越好。不然，反對你的那一派會將你視為眼中釘，而傾向你的那一派也不會死保你，兩面三刀的結果一定是你自己挨三刀——一刀會是這派捅的，另一刀會是那派捅的，而第三刀呢？那會是你自己後悔捅下去的！

那麽站錯了怎麽辦？其實也不能怎麽辦，認輸，有的時候還得認命，大家都是賭一把。

這就是專制王朝中官場權鬥的殘酷，為什麽大家一定要拼個魚死網破呢？為什麽到最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成王就是敗寇呢？這是因為王朝的官場鬥爭從源頭上就決定了沒有多少緩沖余地，就注定了你不是這派就是那派，很難獨善其身——除非你退出官場。

做官何其難也！

1899年12月底，袁世凱帶著武衛軍右軍從小站開進山東，這是他首次成為“方面大員”，自然得小心謹慎。不過還沒等他在山東好好喘口氣，之前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在南方督辦稅務的剛毅迅速回京了，他回京就是來采取補救措施的。在剛毅的組織下，各路言官禦史開始密集地上折子參他老袁，試圖把這個新任巡撫給弄回來（“為今日之計，唯有先令袁北歸”）。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袁世凱遇到了一個大難題。

老兄袁世敦自然希望弟弟能幫他“運作運作”，讓他官復原職，他是在山東丟的官，而袁世凱又是新任署山東巡撫，這也並不是什麽難事，袁世凱原本也是打算這麽做的。

但是，當端王集團向他集中開火之後，袁世凱立即意識到此事萬萬不可為，他幫不了哥哥了，袁世敦最終丟官，並且被驅逐回河南原籍，從此他對袁世凱記恨一輩子。1902年，袁世凱扶生母劉氏靈柩回河南項城老家安葬，此時劉氏已經被慈禧封為一品誥命夫人，老袁也只有一個心願：讓母親風光下葬。沒想到袁世敦以嫡子的身份拒絕劉氏葬入祖墳，如果一定要葬入，也只能葬在他們父親的腳邊（袁世凱的母親是庶妻），袁世凱苦苦求情也無效，河南巡撫親自出面調解也無效，說起來這也是符合宗法倫理的家事，不論袁世凱官做多大，也只能聽他老兄的。最後袁世凱只得生生將他母親葬在了別處——從此，袁世凱不再回項城老家，死後也不葬在項城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