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開戰決策的秘密：最後的禦前會議（第5/9頁）

也就是說，這份神秘的“照會”在交給慈禧時，是一份很可疑的情報：不僅內容匪夷所思，而且來路不明。

於是眾多的謎團留下了：這份“照會”到底是不是真的“照會”？慈禧當時是否驗證？如果不是真“照會”，又是出自哪位高人之手？慈禧又為何要公開宣讀它？當時大臣們聽聞此事之後的反應是什麽？

我們一個個說。

根據當時參加會議的京官惲毓鼎留下的《庚子日記》記錄：“後聞此四條照會，軍機、總理（衙門）、北洋皆未見；詢之洋使，亦堅執無其事，竟不知從何而來。”也就是說，當時在事後是“驗證”了的，即使慈禧沒有驗證，大臣們也去驗證了，說明此四條“照會”子虛烏有（後來諸多中外歷史學者也多方證明：當時的西方各國確實沒有從政府層面向大清朝廷發過如此“照會”）。

那麽，關鍵的問題又來了：這份偽造的“照會”，出自哪位高人之手？

長期以來，研究這段歷史的史學界推出了三個“嫌疑人”：端王、李鴻章和慈禧——按照我的說法，分別是滿黨、漢黨和慈禧。但是在我看來，與“義和團運動”有牽連的四大利益集團：滿黨、漢黨、洋人和慈禧都有嫌疑，但屬於嫌疑最重的第一梯隊的是端王集團、洋人和慈禧，李鴻章大人則在第二梯隊。

讓我們開始斷案吧。

端王集團自然是有嫌疑的，他們的嫌疑來自於他們的一項傳統技能——造謠。這份偽造的“照會”不過是他們書面造的一次謠，而能夠刺激慈禧開戰，實現他們一直以來的“抗洋”的願望，很完美。

對李鴻章嫌疑的認定主要是出自海外的歷史學家，（比如《Dragon lady》［《龍夫人》］的作者、美國人斯特林・西格雷夫等），在他們看來，李鴻章偽造這份“照會”，同樣也是為了激怒慈禧開戰。但和端王集團“滅洋”的目的不同，李鴻章的目的恰恰是要借洋人之手除掉端王集團，以便自己官復直隸總督的原職，為在《馬關條約》後丟官的屈辱報仇，重新回到在大清呼風喚雨的年代。

我們要為這群海外歷史學家送去敬佩的掌聲，作為外國人，他們探幽入微地看到了朝廷滿黨和漢黨黨爭，並且竟然還知道“借刀殺人”這種遠古謀略，實在是很不容易。但是我們也不得不跟他們說：對不起，您可能錯了。

因為他們只研究了這時候的李鴻章，而沒有研究過去的李鴻章。此時的李鴻章已經是兩廣總督，如果說他不惜將大清拖入戰爭，只為了清除政敵和“重返北洋”，這對李鴻章來說只有三個字——不值啊。雖然我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揣摩朝廷的官員，但我們也不能陷入“事事陰謀論”的怪圈，相信李大人還沒這麽齷齪。

而慈禧已經在兩天前（6月15日），命李鴻章迅速來京與洋人和談，也就是說，只要朝廷的氛圍不向“開戰”轉變，李鴻章同樣有可能來京與洋人談判。而只要成為談判大臣，李鴻章同樣能夠加強權重（多年以來，不是與洋人談判才成為高官，而是先被提拔為高官才能與洋人談判），李鴻章犯不著去繞“戰爭”這麽一大圈子。

事實上海外歷史學家的這種推論，是跟後來李鴻章再次出任直隸總督的歷史進程嚴格相符的，但正是因為跟後來的歷史事實太相符了，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說法其實是“結果導向說”，反而不能成立——這正是歷史有趣的地方之一。

基於以上原因，我們把李鴻章大人孤零零地丟在第二梯隊。

而洋人也是有很大嫌疑的，多年以來，這一點倒是往往被人所忽視，似乎20世紀了只有東方人還一直活在春秋戰國，其實西方人也不差，至少連借刀殺人這種高難度的技巧他們也知道是吧，我們首先需要來看一段最原始的史料。

十九日（即公歷6月15日）……會（恰好）江蘇糧道羅嘉傑至津，以密書致榮祿，言各國須盡予以兵權、利權及鐵路、海口四事，還許和，榮祿固知其言之無稽也，急持入告，冀以杜臣工之沮議者。太後果大怒，主戰之意益堅。（李超瓊：《庚子傳信錄》）

這個李超瓊是來自江蘇的知縣，庚子年（1900年）他入京引見，而羅嘉傑到天津自然是押運漕糧，當時的官員在京是喜歡搞點老鄉聚會，互相傳遞一下同地官僚的消息的，所以李超瓊知道羅嘉傑的事情就並不稀奇了，而李超瓊的記錄恰好又與惲毓鼎的記錄互相印證（電報已斷，羅嘉傑在天津獲得“照會”內容後，只能遣子密書致榮祿）。

於是，一個是參加了禦前會議卻不太清楚天津這方面情況的京官，一個是清楚天津情況但沒有參加禦前會議的地方官，他們都有愛寫日記或者補寫日記的習慣，為我們留下了歷史最大程度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