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東南互保”：大臣的算計（第4/9頁）

而英國人在“互保”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對他們最重要的利益中心——上海，還是不怎麽放心，他們從香港調遣了近3000名印度兵進駐上海，既然老大有這一步，其他國家也紛紛派遣各自的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登陸。所以，雖然簽署了“互保”協議，但上海仍然是有洋兵的。

對於洋人們來說，“東南互保”本來就只是拿來救急的合同，後來，當八國在北方的戰局已占絕對優勢時，他們對“互保”就沒那麽熱情了。再後來戰爭結束，總督們都想再和洋人“續約”，以便讓洋人的軍隊再也不能進入領土，不過各國政府也不傻，他們斷然拒絕。

很顯然，“東南互保”雖然是一群總督在前台唱戲，但它的主要策劃人和主要推進者都是盛宣懷，無論是簽協議還是保障執行，盛宣懷都起了“居中調停”的作用。其實在老盛的計劃裏，“東南互保”還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盛宣懷原本計劃還是“全國互保”——和談。只是在慈禧已經開戰的情況下，新的和談與過去的和談有點不同了。

當慈禧開戰之後，盛宣懷曾向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人建議：分三步。第一步，各省響應慈禧戰爭動員的號召，但以“矯詔”為出發點，組建“勤王之師”。劉坤一和張之洞等人坐鎮東南，穩定後方，由山東巡撫袁世凱統率“勤王之師”進京“清君側”（清除端王集團）、“護兩宮”（其實就是把皇權抓到手裏）；第二步，由李鴻章迅速北上，以朝廷的名義直接與各國政府和談，實現停戰和穩定。

這第三步，才是盛宣懷策劃的關鍵核心，那就是到了那時，李鴻章就不再是什麽兩廣總督、直隸總督了，而是取慈禧而代之，參照洋人的國體、政體，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總統”！

大手筆，絕對的大手筆，不愧為一個經天緯地、投入產出比無比豐厚的“商業計劃書”，只可惜真正願意當“風險投資人”的只有盛宣懷，劉坤一、張之洞和袁世凱都認為這個方案太冒險，北洋艦隊和淮軍覆滅前，李鴻章或許還有希望，現在還有多少人會接受一個簽了《馬關條約》的“總統”？劉張袁只是暗中約定：如果將來洋人攻陷北京而慈禧太後和光緒帝遭遇不測，他們再行動，並推選李鴻章當“總統”。於是盛宣懷的“互保”也就只有東南區的“互保”，沒有全大清的“互保”了，而其他各種勢力促使李鴻章當“總統”的故事，我們還將在以後專門講述。

這就是“東南互保”的主要過程。在我看來，如果站在“大清國”的立場，它既談不上“愛國”，也談不上“叛國”。“大清國”在這裏是缺場的，漢黨集團在另起爐灶，而端王集團通過義和拳之口高喊出來的“愛國”，只不過是政治野心和權謀。從本質上說，“東南互保”是漢黨集團對瘋狂的滿黨集團的一次強有力的反擊，但這種反擊不是為了要幫助朝廷渡過難關，而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區別只是滿黨挾義和拳以自重，而漢黨是挾洋人和洋務運動以來的經濟實力以自重。滿漢兩黨內部都已經結成了更加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團，要撼動他們的利益，簡直比要了他們的命還難。“東南互保”正是朝廷世襲權貴和經濟新貴黨爭達到頂峰的產物，也將是朝廷權威走下坡路的分水嶺！

在兩大利益集團因面臨戰爭而爭鬥最為激烈的時刻，慈禧終於再也無法以“大清”來維系他們了，雖然滿黨一門心思“向後轉”，但其實一切都已經回不去了。而漢黨雖然會竭力阻止“向後轉”，但他們也不是真正“往前看”（1898年扼殺戊戌變法就是明證），從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到庚子事變，大清國走向的是另外一條歧路：它既不是新的體制，也不是舊的體制，而是一種非新非舊的體制。國家名器已失，法度已廢，權杖不再——這是“不舊”的表現，而它的體制又與近代文明嚴重不適應，在這不新不舊之間，大清該何去何從？

皇宮裏的慈禧比較郁悶了，她硬著頭皮開戰，東南卻已經“互保”了。總督們自然不會派軍前來京津接濟，援軍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劉張二人畢竟和李鴻章不同，他們沒有李鴻章那麽牛，又是在“互保”協議的白紙黑字上簽了字的，如果將來慈禧追究，恐怕也逃不了幹系。他們不能將慈禧的戰爭動員令違抗到底，他們自己不派兵，卻“借”了一些兵（500名士兵）給朝中的另外一個大臣，鼓動他積極帶兵北上，這就是因義和拳問題而被撤職的前山東巡撫——李秉衡。

李秉衡帶兵北上的故事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現在，慈禧不能指望東南的總督們派援軍，還有一個人是可以指望的，說起來他也是漢黨陣營裏的人，但他也是武衛軍右軍的統領——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