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慈禧緊急叫停立憲改革，新一輪黨爭即將開始（第6/8頁）

由於不設責任內閣，雖然同意把刑部改為法部，和大理院一起專掌司法和審判，認可司法“獨立”，也同意資政院、審計院依次成立，但它們不是在責任內閣的平台上與皇權相互制衡，不過是一個變了名字的朝廷舊部委。

更令人驚奇的是，老袁原方案中在朝廷設11部，各部尚書中取消“滿漢有別”的祖制，這倒是都被同意了，但在任命的13位尚書中，滿尚書占了7席，而且為陸軍部、度支部（財政部）、農工商部等關鍵部門，漢尚書只占5席，蒙古族占1席。這就是說，沒取消滿漢差別之前，各部正部級高官還是滿漢各半，反正有一位滿尚書，就有一位漢尚書，取消了滿漢有別，漢尚書的人數反而減少了！老袁原本的出發點本來是分職專任、明晰權責，也是希望朝廷自封閉了200多年以後，首次真正向漢人和其他各族人們開放政權（也就是孫文追求的“共和”），既符合憲政精髓，又能逐步瓦解革命黨人的威脅，免得人家總打著“滿人的天下”的革命旗號。現在倒好，為了中央集權，確實連祖制都不要了，卻也親自給革命黨人送去了一面更有說服力的旗幟。

此時大部分的立憲派和民間人士並沒有發現這個秘密，這是第一次立憲改革，他們還對“實君”抱有很大的希望，還對朝廷抱有很大的信任和期待，希望打造一個“大清的明治天皇”。但僅僅幾年以後，他們終於從老袁這個方案指向的問題中明白過來了，立憲派們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速開國會”請願活動，並且他們只接受“虛君”的英國模式，而不再接受“實君”，不再寄希望於“大清的明治天皇”。那時的朝廷在內外壓力之下，終於成立“責任內閣”，也又玩一次借改革之名開倒車的把戲，不過再也蒙騙不了已經明白過來的人們了，他們戳穿了本質，把它稱為“皇族內閣”，並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索之一。看來，能夠接觸到權力核心，也能夠發現權力本質的老袁對立憲派還起到了“啟蒙”作用，他一直走在立憲派的前面。

注定了，無論是“編輯”還是“總編”，原本就是慈禧這位“出版人”指定的，無論老袁做多少工作，有多少支持者和幫手，還是無法阻止慈禧以一人之力扭轉，這是一場老袁注定無法打贏的“戰役”。其實老袁也知道他的方案肯定是不完美的，甚至憲政本身也並不“完美”，但不改革更不完美，任何一場需要觸及原本根深蒂固事物的改革，都和一場艱難的戰爭沒有區別，最現實的做法就是目光長遠的持久戰，而不是覺得稍有損失就認為不妥。老袁原本以為當這場改革到了破冰和定方向的時候，朝廷是可以主動作為的，首先應該邁出方向性的一步，把改革引向明治維新那樣“大方向對”的軌道。確實，正如當年的政務處一樣，慈禧指定“編輯”和“總編”也是沒有辦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地發動，但正因為如此，當改革已經自上而下地發動起來了，全社會有了一定的經濟準備，形成了對改革巨大的願景和輿論氛圍後，就應該果斷地做出改變，進一步放權，從集權獨裁走向分權制衡，最終有序地放權於民，與民間和社會的改革呼聲和政治訴求良性互動，將改革從“自上而下”過渡到“自下而上”！

從朝廷的整個改革史來看，這並不是一個多麽“不可逆”的過程，恰恰是已經到了可以主動把握時機的時候。自洋務運動之後，大清在幾十年以來造成了一批新的階層和新的政治訴求（立憲派），朝廷只有在關鍵的時候抓住機遇，主動適應時代潮流，讓出一部分權力並形成科學的制衡，才能繼續統治新的階層，擴大統治基礎，把更多的社會力量更深地卷入權力關系之中，實現權力總量和強度的擴大——也就是說，立憲反而能夠把政治這個盤子做大，為在君主專制體制下越來越僵化的政治開辟一片新的天地。就拿慈禧本人來說也是如此，立憲這個“把制度關進制度的籠子”既是對皇權的限制，更是對皇權的保障，在大清的現實情況下，她只有適當讓渡出部分權力，權威才會更大，否則，即使將來奮力彌補，只怕也會失去民眾的信任和呼應。

政治家也要順勢而為，當民間已經成長出改革的力量之時，敢於有秩序地向民間借力是有勇氣與智慧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因為沒有人會在原地等待這場改革，包括對改革最有信心和期望的人。不進則退，這就是改革的現實。立憲改革的失敗損害的不僅是這場改革本身，還產生了更多的負面效應。當朝廷讓立憲改革成為了一紙空文，又一次把政治體制改革變成了內部調整和變換機構的“行政改革”，企圖蒙混過關。當朝廷對君主立憲的態度原來是，試可以，兜不住就要叫停，目的不是試，更不是堅定地試，而是兜，試也是為了兜，這一點立憲派們無論如何是看得清楚的，他們由之前的“奔走相告”轉為沉默和嘲諷，連一直關注進展的日本報紙都評價這次改革是“龍頭蛇尾”，革命黨人也終於有底氣了：我們就說過了是假立憲嘛！